2013年下半年，北京市东城区南河沿大街111号突然之间变得忙碌而热闹起来。这是故宫东墙外的一所院落，门口的匾额上写着五个鎏金大字“欧美同学会”，笔力老到，风格沉雄。

今年是欧美同学会建会一百周年。

一百年前是中华民国二年，一百年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4年，国家百年兴衰，这一处旧式院落可曾记得？

它应该记得，因为中国国运的兴衰与留学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必详勘中国近现代史，只需浏览欧美同学会百年历史，即可烛照这个国家百年悲欢。

中国的留学运动自百年前始，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当年，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就离开了华夏之邦，远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去了。此后，虽经沧海桑田、天地翻覆，中国海外留学始终不绝如缕。及至当下，中国留学生更是高达240万之巨，这个国家已成世界留学第一大国。

文_本刊记者 曹顺妮  陈曦   编辑_萧三匝

就差1票！天士力原副董事长李文坐在儿子画画的小板凳上，用一根手指比划着，一笑。2013年3月15日，长安俱乐部9层，一众金融投资、IT互联网、地产业精英齐聚在此，进行两年一次的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换届选举。

选举当天，李文没有成为11名常务理事之一，他承认，与他一起参与竞选的理事们实力过于强大：李彦宏、李开复、邓亚萍、钱颖一、沈南鹏、杨澜、陈志武、朱云来、吴鹰、俞渝、王波明、许小年……谁都不弱。虽然落选了，但他的竞选演说还是赢得不少掌声鼓励，这使他感到虽败犹荣，竞选是个愉快的体验。

委员会名字中有个不会随时光变换而褪色的“2005”，是因为那一年王维嘉、王辉耀、王波明、田溯宁、汤敏、傅军、赵民、李山8位海归凑在一起，冒出创建一个民间组织的念头，还给这个组织赋予了宏大的使命：融汇东西智慧、提供治国建言、联络顶级海归情感、加强中外交流。此后又精炼为“联谊海归精英、汇聚全球智慧、推动社会进步”。因是开放式组织，2005委员会理事名单随时在更新，留学哈佛的王石近日也成为一名新会员。

欧美同学会所代表的新一代海归，曾是不合时宜的经济动物，如今已是国内企业家的中坚力量，而且有清晰的阶层自觉。

“信息高速公路很好，请公路局办理。”

这不是一则虚构的冷笑话，而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某省领导在一个年轻人上呈的报告上的批示。年轻人为了赢得领导的支持费尽唇舌，在看到这份批示时，简直想痛哭一场。

年轻人叫田溯宁。1993年，他和丁健等留美朋友在美国创建了互联网公司“亚信”。1995年，他们将亚信带回中国。在见到上述领导前，为了在国内注册公司，他们刚刚被人骗了5000美元。

田溯宁出身工程师家庭，学的是资源管理学，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德克萨斯州两种草的竞争模型。中国根本不需要这两种草，因此这种学问对中国毫无用处。有用的是刚刚在美国兴起的互联网革命。直觉告诉他，互联网能改变世界，当然也能改变中国。这是他和朋友们回国创业的初衷。

上世纪80年代，开放的中国兴起了持续不断的留学潮。到90年代，留学生纷纷回国，其中一大部分进入创业大军。但这个古老的国家迎接游子的更多是误解。“很多人觉得我们回来是因为在国外混不下去了，创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田溯宁回忆说。而领导热情洋溢的批示让他感到自己就像德克萨斯州的那两种草，要在中国扎根是困难的。

田溯宁这一代海归既然以一种闯入者的身份进入这个曾经长期封闭的社会，就注定与这个社会的既有秩序产生种种冲撞。他们必然纠结、挣扎，但与其晚清、民国时的前辈相比，时代毕竟不同了，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社会。对这代海归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引领变革是共识。

严格说起来，田溯宁是一个非典型性海归。90年代后期，互联网浪潮席卷中国。2000年，亚信率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就在亚信上市的关键当口，田溯宁收到了一份特殊的任命。1999年，中科院、广电总局、铁道部、上海市合资成立中国网通公司（小网通），聘请田溯宁担任总裁兼CEO。从此，田溯宁开始了在网通长达14年的职业生涯。他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虽然赚钱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宽带进入中国千家万户。要实现这个梦想，国企的平台可资利用。

上任后，他完全按市场竞争机制招聘了一批管理人员，并带着核心团队到国外融资，那是他在网通感觉最好的时光。但到2002年，小网通与原吉通及原中国电信所属北方10省公司合并组建了中国网通集团公司（大网通）之后，情况就完全变了。

“瞧，我头发都掉光了，都是在网通那几年闹的。”拍照时，田溯宁如此自嘲。

那是他最挣扎的时候。从理念到行为方式，他都与国企做派格格不入。他去国资委汇报工作，常常在领导办公室外一等就是两个小时，汇报工作又得说官话，“不讲那套话，人家觉得你不入流”。用人上，小网通、大网通的人搅在一起，几乎全打乱了，他只能“和稀泥”。跑上市时，他天天晚上跟各部委的人吃饭……

“我已经有几年做企业的经验，但那时有一种恐惧，非常害怕给国家做砸了。在亚信的不安可能来自公司营收方面，在网通的忐忑则是在万众瞩目下怎么做好国家的企业。我必须特别在乎自己的形象，别人怎么看自己，班子对你评价怎样。”田溯宁对《中国企业家》说。

他下决心一定要站得住，但这并不容易。他接管的是一家拥有20万员工的国企，哪怕统一口号、统一企业LOGO的颜色都不是说做就能做到的。民营企业做预算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在网通，他和助手们必须做大量的说服工作：集中培训、电话会议、明传电报等各种方式都用上了。在亚信时，公司有年度日历，什么时候做经营规划、业绩考核、年度审计、战略讨论、预算等等在日历上一目了然。田溯宁本想在网通推行这个做法，但在费了很大劲儿做出日历后，推得特别累，最后不了了之。

妥协是必须的。慢慢地，他学会了像国企领导一样背着手走路，到下面视察工作时前呼后拥。好在，他在网通做成了几件大事。最让他自豪的是，他把网通成功送上了资本市场，几千人拿到了期权。当在一个区县的电话亭看到“中国网宽天下”的标语时，他很兴奋。

但他最终选择了离开。说到底，他无法在网通推进更大程度的变革。他一直想把网通发展成一家全球化公司，但这一目标在他离开后至今尚未实现，“其实我们很有可能做到……”

“如果当初没有离开亚信，现在会怎样？”如今已是民营企业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的田溯宁有时也会这么问自己。

比田溯宁早两年回国的王辉耀其实早就遭遇过与田相似的公司注册难题。彼时，王辉耀从国外带回的电脑，被海关扣押了两个月；办公室安部电话，需要层层审批；在国外一个星期就能注册完公司，国内没个一年半载想都别想。王辉耀差点因受不了国内繁琐的公司注册手续打道回加拿大。他后来做的大都是商务咨询公司，他希望把国外先进的商业运作经验介绍到中国来。

社会环境的改变并没有想象中迅速。十多年后的2006年，52岁的王伯庆回国创立了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注册时间倒是比田溯宁与王辉耀快了不少，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一次，王伯庆在某地区做高校毕业生就业跟踪项目时，碰到了“看得见的手”的强力干预。当地一些有背景的人也搞了个评估机构，想把这块业务揽过去，就动用关系让当地教育部门跟高校打招呼，不希望高校与麦可思继续合作。王伯庆很失望，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发生在如此发达的地区呢？

2008年，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马明放弃日本的舒适生活，回国创立了明博医药技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一别十多年，回来才发现，在国内办事“没有关系寸步难行”。更糟糕的是，这个国家的道德溃败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明博的前任技术总监很能干，马明很欣赏他，就把药物的研发、生产流程都交给他把控。没想到，这位总监和公司的一个大客户串通起来，在外面搞了一个跟明博生产相同产品的公司。

公司机密被盗之后，马明维过权，但颇费周折，最后只能自认倒霉。“在中国，知识产权官司要立案，你必须证明你的损失或对方获利在50万元以上。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可能两三年以后才会产生巨大的销售额或利润，目前怎么评估损失？即便有利润，还必须证明利润损失与被告人有直接关系才会得到认定，这就非常非常难。”马明说，侵权成本太低是很多高新技术公司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他担心，长此以往，谁还会安心创业？

马明的担心已成为事实。创业虽然仍旧是时代刚需，但不少海归纷纷放弃了以新技术改变中国的梦想，转型为风险投资人。在他们看来，真正能提升中国商业层级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新的商业操作手法。

邓锋原本是典型的IT技术男，研究生学的是计算机工程，在美国还曾获得5项计算机结构和IC设计方面的专利。1997年，他和两个朋友在硅谷创办了NetScreen技术公司，并于2001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但2005年回国后，他没有沿着技术路线走下去，而是一头扎进了VC队伍，创立了北极光风险投资基金。当时国内对风投为何物还不了然，他不得不拿出很多时间接受媒体采访，普及风投常识。

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就发展起来了。检视这些投资人的背景，不难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负笈海外的经历，知名的投资人有红杉资本沈南鹏、赛富基金阎焱、真格基金徐小平、易凯资本王冉、华兴资本包凡等。即便田溯宁，如今的身份也是投资人。

观念和体制的束缚、身份难被认可的纠结是海归们回国创业的普遍痛点。缓解的方法是抱团取暖，这是圈层进化的必然逻辑。

对海归而言，加入欧美同学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1997年，王辉耀加入欧美同学会，这使他有了找到组织的感觉。此后，他越来越把自己定位于社会企业家。2002年，他创办了欧美同学会商会，并把AA制消费、慈善晚宴等活动形式引入商会。

海归也很愿意与本土企业家联合，这种联合改变了本土企业家组织的基因和行为方式。美通无线董事长王维嘉至今仍对2004年6月5日发生的事情印象深刻。那一天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的日子。成立大会上，当发起人刘晓光抛出一份内定的理事会名单时，参与的海归企业家群起反对：凭什么是这些人当理事？经过投票表决了吗？大会当即启动竞选程序，所有会员集体投票选出了协会理事、理事长。

“晓光很了不起，活动是他发起的，但最终是大家说了算。”落选的王维嘉如此评价刘晓光当时的表现。海归们普遍认同民主、法治等价值观，他们试图先在自己的社交圈里落实这些现代价值观。媒体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它们在报道中不吝给阿拉善协会贴上“民主试验”的标签。这曾让他们紧张了好一阵子，但此后，海归企业家发起的其它商会组织、俱乐部也都借鉴了这套治理程序。

在今年2005委员会换届选举中，作为上届理事长，王维嘉以推动社会进步为主题对委员会的定位做了集中阐述。他在发言中说，在社会变革转型期，企业家要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帮助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建立一套更公平的博弈机制。

王维嘉对公共事务的热情源自刚回国时的经历。那是1997年，他经常被很多科技园区邀请去讲科技创新和硅谷的风险投资机制。当时，东亚经济体备受推崇，有的邀请方就希望他讲新加坡模式，这为他提供了深入思考社会发展模式的机会。他反对新加坡的“集权政府＋小社会”发展模式。在他看来，中国应该走小政府、大社会发展道路。为做大社会，这些年，他与志同道合者共创了亚布力论坛、阿拉善SEE协会、2005委员会以及数字中国等4个NGO组织。

这一代海归企业家曾一度隐蔽的公民意识再度觉醒了。

万科董事长王石把企业家成长归结为创业、企业管理和企业公民三个阶段。但海归企业家群体的报国理想往往在前两个阶段，被僵化的体制、固化的利益格局、无法保障的产权等杀死而没有机会成长到第三阶段。

“大概是3年前，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现在左派很厉害，我问谁是左派？他说，乌有之乡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我周围绝大部分企业家都不知道。”王维嘉说，他回国的头14年只顾埋头做生意，直到近两三年，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尤其是薄王事件发生后，内心焦虑的他无法再做一个沉默者。

在2013年亚布力论坛上，王维嘉用图文并茂的PPT，纵论古今中外社会发展历史，呼吁到：“类似重庆这样大面积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的事件将不会是最后一次，重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地方。只要侵犯生命权、财产权的理念堂而皇之地存在，侵犯到每个人自己头上就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争取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权。”

果不其然，7月份，湖南地产商人曾成杰的不别之死，再次让企业界震动。

王维嘉说，企业家群体最不希望社会动荡，但生命和财产权不被保障引起的不安全感，每个公民都在感同身受。在这种生态环境下，企业家纷纷移民不足为怪，但当下最重要的，还是要自保、自治、自律。

曾成杰一案后，王石又为企业家的选择加上了“自救”二字。他认为企业家该发声时不要沉默，并号召大家建立企业家自救基金。

“你不觉得你们有些太高调了吗？”本刊记者问。

“不喊，谁知道你痛！”王维嘉说。

呼吁、呐喊其实只是企业家公民意识觉醒的一个方面，向政府建言献策也是不少海归企业家的努力方向。

王辉耀希望通过民间智库来影响政策。“做教授、做企业只能影响一部分人的学问或就业，而民间独立智库能够影响政策，惠及上亿人。制定一项政策，需要政府、企业、学者三者互动，智库是让它们互动起来的最好平台。”王辉耀明白，在中国做智库不容易，“很多时候你会夹在中间，做各种协调沟通，既要顾及海归群体的诉求，又要考虑政府的看法，还要保护机构的长远发展，不能做得太过分，不然机构就没了。”近年来，他先后创立了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两个人才研究智库。

为此，他专门跑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哈佛肯尼迪研究中心学习智库的操作运营方法，研究中国智库的走向。

“做智库不赚钱，还要自己掏钱，做起来特别累，有人还不理解。”王辉耀一度很苦恼。转折点发生在2009年。他们关于国际化人才的报告，被中组部采纳，对后来“千人计划”的出台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相比其他企业家，进入体制内又从体制内跳出来的田溯宁，对政商关系的理解更深一层。现在他努力扮演着企业家、政府顾问、新技术引入者等多重角色。他乐于充当政府顾问，在这方面他有天然优势。他与工信部、运营商等相关领导都很熟悉，制定相关政策时，他们会听取他的意见，而他也会用他们理解的方式提供咨询，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种力量还蛮大的。建议要有建设性、有效性，我特别主张通过这种形式把目的达到。”田溯宁说。

本文记者：曹顺妮 caoshunni@iceo.com.cn  陈曦 chenxi@ice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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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百年来谁留洋

欧美同学会百年浮沉史证明：越开放，越富强

1915年，欧美同学会在北京故宫东侧南河沿购得一所破旧喇嘛庙，经募捐翻修而成今日会址。图为最老的一批会员合影

文_本刊记者 马钺   编辑_萧三匝

1840年，西方列强用大炮击碎了中国人的天朝梦幻，留学运动是梦醒后的自然反应。早期中国人留学的目的，不外乎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救亡图存，其中相当部分留学生是由清政府公派出国。颇有意味的是，由于清政府的颟顸恋权，这些曾被寄予厚望的补天者反而纷纷成为满清王朝的掘墓人。

民国建立后，各地纷纷成立了留学生组织，其中1913年在北京成立的欧美同学会，是其中规模最大，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一支。当时，中国留学欧美学生人数已超过2000人，而赴近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早在1905年便超过了8000人。

欧美同学会的发起者是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时年25岁的顾留美8年，求学期间打球、办报，活跃异常，回国后进入沉闷压抑的中国官场，自然大为不适，深感有必要组织一个归国留学生联合会，“每年聚餐三四次，举行社交集会，回忆学生时的欢乐”。

顾维钧的号召得到了许多欧美留学生的响应。1913年，在顾维钧、周诒春、颜惠庆、王正廷、叶景莘、詹天佑等人的发起和赞助下，京津两地同学会合并，创建了欧美同学会，顾维钧被推为首任主任干事。

欧美同学会会员大多为社会精英。成立之初，当时报纸报道时便称会员“皆一时之俊杰也”。蔡元培曾为总干事，胡适为评议员、理事长，翻开欧美同学会的早期名录，可谓群贤毕至、灿若星河。

既然成立协会，当然得有活动之所。同学会会所起初在北京西郊民巷的一所小四合院。1915年，北洋政府半卖半拨，将位于南河沿街口的石达子庙作价两千银元卖给欧美同学会。1917年，会所修缮竣工，时任总统黎元洪特颁赠匾额，上书“会友辅仁”。

随着同学会的日益扩大，会所渐渐不敷使用。1925-1928年，主持会务工作的颜惠庆等人向海内外会员募集4万银元，由贝寿同（贝聿铭的叔叔）设计，经过四次扩修，奠定了延续至今的欧美同学会会所的规模，从此会务活动大大开展。

募捐过程中还有件趣事：山西军阀阎锡山也曾应同学会之请而慷慨解囊，不过阎老西掏的不是现钱，而是一火车煤炭，运到北京后卖掉，将所得钱款捐给了同学会。

会所扩建之后，同学会成为北京为数不多的著名高级俱乐部、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鲁迅、胡适等京城文化名人的日记中，均可找到去欧美同学会参加活动的记载。除供同学座谈、集会、游憩之外，会所还经常举办学术讲座、交际舞会，开设西餐厅等，日益成为引进西方文化的窗口。

由于会员大都留学欧美，自由平等之风甚盛。在同学会组织的活动中，参与者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即使是总理、部长、总裁、经理，只要参加欧美同学会活动，就一律平等，“可直呼其名、号（字）。”要是端着官架子，就会遭到其他会员的鄙视和孤立。

会员彬熙回忆，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的欧美同学会活动中，从来少见官僚发表讲话，偶有官员欲训话时，与会者几乎立即退场，到外边三三两两闲谈去了。一次，曹汝霖摆起官架子要讲话，立即引致几乎全体退席，弄得曹尴尬万分，无奈匆匆离去。

欧美同学会还是当时举办新式文化婚礼的场所。梁实秋、周培源、王德昭、陈西滢等结婚时都是在会所举办婚礼。1926年，凌叔华与陈西滢相恋两年后在会所举行婚筵，胡适作为证婚人，发表即席贺词道：“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这一通融合中西的“婚姻哲学”当即赢得一片掌声。

同学会的宗旨，是“修学、游艺、敦谊、励行”。据顾维钧回忆，成立初期的同学会，“丝毫没有政治目的”。但在当时的中国，你不谈政治，政治却要来找你；而且同学会会员尽皆精英，许多是政界高官、学界要人。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系高官，几乎尽数是同学会会员。同学会虽然无政治目的，但并不讳言政治。不过，作为一个超党派、非政治性的团体，在国内具体政治问题上，会员的表现却是多元的。在对帝制的态度上，既有罗文干这样愤然辞去总监察厅厅长的抵制者，也有如翻译家严复这样并不坚定的参与者。

但论到“爱国”，欧美同学会态度始终鲜明而强烈。北洋政府时期，在会员较为集中的外交领域，同学会会员在“弱国无外交”的困难情况下，竭力维护国家权益。这一点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分赃的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政府也派代表参加。四名全权代表皆是同学会会员，首席代表陆征祥是同学会会长，顾维钧是发起人——但其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等正当主张却被列强无视，且被要求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

当此国家危难之际，欧美同学会先是于4月初发布《对时局宣言书》，要求“打破列强在中国之势力范围及利益范围”，5月4日下午，同学会又通过决议，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与中国有不利之条约，切勿签字”。同时通电巴黎和会，声明“凡有损中国主权，中国人民皆视为不合理之举动。今对山东问题愿公平判决，还我所失。”5月7日，欧美同学会选出王宠惠、伍连德、罗文干等12名代表（包括4名女代表），前往英美法意四国使馆“陈述国人决心”。

五四运动之后，欧美同学会较少以全会名义参与国事，但胡适、蔡元培、顾维钧、王宠惠、丁文江、林长民等欧美同学经常在私宅举行茶话会，讨论时局、研究现实问题。《欧美同学会会史》称，此时的归国留学生“已经不仅是研究学问，而是参与国家大政，其性质已堪称国家级的智库，其作用虽然无形却关系重大。”

欧美同学会又一次以全会名义发声，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后。6月7日，北京欧美同学会发表宣言，痛斥上海公共租界捕房的残暴行径，要求改组会审公廨和工部局，修改不平等条约。6月21日，上海欧美同学会也发表了类似宣言。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欧美同学会活动陷于停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查封了同学会，侵占了会所，同学会公开活动完全停止。在马寅初、刘大钧等人的倡导下，同学会在重庆开展活动。抗战胜利后，经马寅初、李宗恩等人积极交涉，同学会顺利收回了会所。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对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社会团体，中国政府要求一律严格审查、重新登记。欧美同学会自然也不例外。1949年5月11日至1951年3月，同学会理事长李宗恩三次向北京市民政局递交了申请登记材料均未通过。因为负责登记的民政和教育部门认为，当时社会并不太需要欧美同学会这样的团体，但有关部门又顾虑“如当其自觉申请撤销之前，而骤予批驳，恐有碍对社会民主人士之团结，致引起他们的反感而影响到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是否应准其登记，似应请上峰考虑，作最后之决定。”

在1952年5月25日举行的全体理事、监事会上，理事长章元善指出，欧美同学会有两条路：要么自动解散，要么“为人民服务”。这是自成立以来，同学会第一次讨论到解散。

解散当然谁都不愿意，同学会“全体赞成第二项办法”，决心积极融入新社会，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学会主动向政府提出修改会名、会章，要求和教育部门早日建立领导关系。

政府对欧美同学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给出了意见：为了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会名不用改了，但会章必须改，“八字宗旨”被废除。会章第一条规定欧美同学会的任务是：一、协助国外留学同学与祖国保持联系；二、为会员布置政治学习、文娱活动，协助会员的思想改造，提高会员的政治认识，培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

1952年5月，同学会再一次向北京市民政局呈递申请登记报告，这一次，它们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肯定答复。

 欧美同学会获得合法身份后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其实，早在1950年，欧美同学之间的联系就已开始。当年，同学会会员、时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的朱光潜给在美同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解放后学校一切认真，师生均感忙迫”，“国内各部门均在积极革新，气象与以前大不同；如能维持数年和平局面，努力从事生产事业，则中国转瞬间即成一泱泱大国矣。足下毕业后宜早回国；目前各部门均需要人才，久住国外恐与国内社会脱节。”此信随即被冠以标题《致留美某同学》，登载在纽约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继1950年3月华罗庚回国后，9月，留美学生111人返抵广州。1951年，翁文灏、吴文藻、冰心等欧美同学会会员相继回国。

1957年5月，为了争取更多的留美同学回国服务，周恩来总理提议成立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同月，在北京饭店举行联欢晚会，周恩来应邀在会上讲话，欢迎留美同学归国工作，并宣布国家对留学生的政策是“不管回国先后，一视同仁，并且来去自由。”据统计，建国后至上世纪50年代，从欧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有三千人，其中许多是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如钱学森、李四光、严济慈等。

当欧美同学会为了求得新社会中的一席之地辗转奔忙、改弦更张之际，中国人赴海外求学的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中国留学生的目的国大都为欧美、日本，随着中国外交政策向苏联“一边倒”，欧美日之路事实上被断绝，在政府主导下，大批中国学生遂前往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留学。

据统计，截至1965年，中国共向苏联、东欧、朝鲜、古巴、蒙古等29个国家派出留学生、进修生10698人，加上厂矿选派的技术类实习生，共1.6万多人。从1951年开始，共向苏联派出8414人，占留学生总量近79%。

准备出国留学的学子通常先在北京、大连等地的俄语院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主要任务是学习俄语、政治审查、锻炼身体。当时有一种说法是“够入党条件，不一定够留苏条件”。不过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1960年，留苏预备部便取消了。

可能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是说给留苏学生听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他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全体留苏生。介绍了国内的形势后，他对留学生们作出了上述鼓励。据《中华读书报》记述，由于毛泽东湖南口音浓重，留学生们没听懂“四盖”，他解释说：“世界就是world”，可留苏学生不懂英语，毛问清“世界”的俄文发音，重复了一遍：“‘米尔’是你们的。”

世界没有成为他们的，由于中苏反目，留苏学生回国之后，很多人没能一展抱负，反被卷入历次政治运动。著名法学家江平就是其中之一。1951年，江平赴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1956年回国后，被打成右派，新婚妻子与其离婚，不久，被下放到北京门头沟劳动的江平遭火车碾压，失去了一条腿。

江平不算最惨的，和他一同留学苏联的谢让柏、李延茂，回国不久便自杀。在那个疯狂的时代，拥有知识就是罪过，被侮辱与被损害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欧美留学生不能幸免，留苏学生也概莫能外。

文革结束后，留苏学生命运翻转，许多人成为政府高官，包括一名国家主席，一名国务院总理，多名副总理或国务委员，还有200多位省部级官员和100多位将军和军队领导，他们深刻影响了1980年代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1983年起，留苏学生陆续加入欧美同学会。由于他们大多是国家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和科技骨干，又大多处在中年，他们的入会改变了会员结构，解决了曾困扰欧美同学会多年的所谓缺乏代表性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通往海外——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大门又一次打开。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1978年12月26日，中国政府首次派出50人公费赴美留学，这次公开选拔留学生，参加考试者超过万人。教育部开始按3000人的规模选拔，但外语及格的不到2500人，降分才录取2800来人，从中选拔50人进行两个月的英语强化培训。被录取的外语水平也不高，有的只在中学学过3年英文，听过英文版“老三篇”胶木唱片或偷听过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只记得“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

第一批内地留学生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走到哪儿都有记者跟着，对他们的吃穿住行样样感兴趣。他们的生活费用由中国政府提供，国家外汇紧张，标准低，他们经常吃一到两美元的鸡块，美国记者就问，为什么中国人都喜欢吃鸡肉？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1986年，国家正式允许各单位外派留学生，认可“单位公派”留学模式。与此同时，自费留学生急剧增多。晚清和民国时期也有自费留学生，不过人数和改革开放后的自费留学生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到1987年，自费留学生人数就超过了10万人。2000年以后，自费留学一直占留学总人数的80%-93%。2010年留学人数达到29万左右的规模，其中新增自费留学生达26万左右，比例超过90%。

这波史无前例的留学潮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回国率低。1989年西方国家通过“四项行政措施”和“特殊移民政策”，帮助中国留学生获得外国永久居留权。当时自费留学的回国率仅4%。

1992年初，邓小平多次表示希望留学人员回国，“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同年夏天，中国政府提出并逐步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2003年，教育部正式废除针对自费留学的培养费制度。

时至今日，中国海外留学生总数将近180万，近3年年均出国留学人数增长达23%，2013年出国人数突破45万人。经过百年发展，如今出国留学已经从国家行为转变为中国公民的个人选择，而目的也不再是救亡图存，而是成为个人价值的实现途径之一。

作为中国官方的留学生组织，欧美同学会在近30年发展迅速。1981年，茅以升、周培源、陈岱孙等十位著名学者联名致函中央统战部，申请恢复欧美同学会，复函同意欧美同学会恢复组织和活动。1985年，有关方面确定欧美同学会的“人事、经费等由全国政协代管”，增配事业编制10人，标志着欧美同学会成为中央直接领导的人民团体。

截至2012年8月，欧美同学会已经拥有会员达73768人，成为国内最大的“海归”团体，而由欧美同学会所代表和联系的出国留学人员和归国留学人员数量达到240万，其中不乏李彦宏、王辉耀、张朝阳这样的著名企业家。

(参考书目：《志在振兴中华》《欧美同学会会史》

《留学人员与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