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要尽快点燃市场信心，内需表现值得期待。2023年，在压力与机遇并存之下，我国经济运行有望实现总体回升，2023全年增速可能达到5%或更高一些。其中总需求结构将表现为内需强、外需弱的格局。2023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将下滑，美欧主要央行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引发衰退，外需环境不容乐观。预计疫情防控政策经过科学调整后，随着消费需求本身的修复，以及刺激消费政策的出台，将进一步改善居民的就业预期和企业的投资预期，从而为内需持续企稳提供基础。在激发内需方面，我们更要看到消费、投资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的一面，以此为立足点来思考扩大内需的政策。同时也要注意到，2023年基建、房地产等投资的上升空间相对较小，因此要优先扩大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经济重启修复的初期，也是恢复消费者信心的关键时期，要把市场信心的第一把火尽快点燃起来，推动形成良性循环。另外从供给面来看，2023年和未来的数年也是我国巩固产业链地位的较好时机。
二、 全球金融市场：美联储加息放缓，全球资产价格回调
美元止升转跌，全球主要资产价格季度回调。4季度，美联储加息放缓，分别加息75bp、50bp，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达到4.5%。欧央行12月也放缓加息节奏。美元止升转跌，其他主要经济体货币均有所升值。全球股市普遍回升，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受加息影响继续上升、价格继续下跌。4季度主要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不大。因美元贬值，以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环比上涨8.4%。
美元流动性收紧，美股波动下降。美联储加息125bp，TED利差由20bp上升至40bp以上，较量化宽松时期明显抬升，美元流动性整体收紧。目前，TED利差水平接近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或因美联储释放出加息节奏放缓的信号，美股波动性明显下降，VIX指数下降至20%，并在该水平稳定了一段时间。
美元贬值，其他主要经济体货币汇率回升。4季度，美元先升后贬，季末较上季度贬值7.7%。其他主要经济体货币升值。按季末值，人民币4季度升值1.9%；按平均值，人民币4季度依然贬值3.9%。发达经济体中，韩元升值幅度最大、单季度升值11.6%；欧元、日元、英镑分别升值9.2%、8.5%、6.7%。新兴经济体中，东南亚经济体货币依然表现较佳，泰铢升值8.9%，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货币分别升值6.2%、4.9%、4.7%。巴西雷亚尔升值2.1%，南非兰特升值5.1%。俄罗斯、阿根廷货币贬值幅度依然较大，分别高达22.5%、20.2%。
欧美股市大涨，巴西、俄罗斯股市下跌。受发达经济体加息节奏放缓影响，主要经济体股市回调。标普500指数上涨7.1%，季内波幅高达14.6%。上证综指上涨2.14%，季内波幅达11.03%。欧洲股市大幅上涨，法国CAC40指数、德国DAX指数分别上涨12.35%、14.93%；季内波幅高达16.6%、19.5%。东亚股市小幅上涨，日本、韩国、中国股市分别上涨0.61%、3.75%、2.14%。印度股市继续大涨，4季度印度sensex30指数上涨5.9%，季内波幅11.4%。巴西股市小幅下跌0.27%，季内波幅超过16%。俄罗斯股市下跌8%，季内波幅高达25.31%。
受俄乌冲突、疫情反复、供应瓶颈以及主要经济体货币紧缩等因素影响，2022年以来，国际机构持续大幅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展望2023年，全球经济运行风险仍然突出，需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风险：
世界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我国出口外需快速回落。受主要经济体央行货币紧缩、新冠疫情及乌克兰危机影响，2022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快速恶化，主要国际机构不断下调2023年的全球增长预期，而且这种下调趋势还没有结束。近期，世界银行大幅下调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增长1.7%，较2022年6月预测值低1.3个百分点，同时警告经济衰退风险。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2023年GDP增速分别预测为0.5%、0%、1%，均较去年6月下降。此外，世行还下调了所有新兴和发展中地区2023和2024年的经济增速，尤其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IMF总裁Georgieva也表示IMF可能很快再次下调对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同时2023年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将受到经济衰退冲击。世贸组织（WTO）10月预测，2023年全球和亚洲出口量增速均在1.0%左右，较4月预测大幅下调2.4个百分点。
部分国家出现金融、货币、债务危机。预计2023年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央行仍将继续加息一段时间，相关经济体的衰退预期也将升温。受加息持续、经济衰退风险上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将加剧调整，需要关注主要经济体资产价格下跌通过抵押品机制引发信贷收缩、流动性危机甚至金融危机的风险。随着全球宏观经济金融环境逐步由新冠疫情前的“低通胀、低利率”均衡转向“高通胀、高利率”均衡，主权债务危机或再度成为影响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巨大隐患。对以本币债务为主的发达经济体而言，经济下行和货币紧缩将加大政府偿债压力，资产价格下跌所带来的“银行-主权”厄运循环风险上升，但出乎意料的高通胀冲击会起到削减债务的作用。希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脆弱性较高。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受利率普遍上升、国际融资条件收紧、本币相对债务计价货币贬值等负面因素影响，斯里兰卡、黎巴嫩等国已陆续爆发危机，下一步陷入债务困境国家数量或进一步增加。
全球通胀或将长期处于高位，各国政策权衡变得极其艰难。当前全球高通胀主要源于新冠疫情引发的供应链瓶颈、各国极度扩张性的财政刺激政策与宽松性货币政策、发达经济体强劲的需求、劳动力供给冲击以及俄乌冲突助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展望2023年，全球通胀的回落速度可能较为缓慢，主要不确定性来自于劳动力市场紧张和供应链瓶颈的持续时间以及各国央行如何应对高通胀。当前，美国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就业需求强劲，而受疫情反复、通胀高企、儿童保育等因素影响，劳动力供给意愿不足，就业市场尚未完全恢复，供求紧张继续推高薪资增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形势存在很大差异，部分国家存在通胀失控风险。同时，各国在应对高通胀的政策权衡正在变得艰难，货币、财政或金融政策校准不当的风险急剧上升。
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2023年能源和矿产等初级产品的价格，既可能随经济增速的放缓而进一步下跌，也可能受俄乌冲突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大涨大跌的不稳定局面。俄罗斯是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镍和钯等能矿商品的主要出口国。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禁运制裁措施可能将严重影响俄罗斯能矿产品的出口。同时，俄乌冲突也可能再度引发黑海运输通道被封、能源运输设施被破坏等恶性事件发生，这将导致相关商品进口国面临“买不到”和“运不回”的风险。届时，这些产品市场供给的大幅减少将引发价格的飙升。与能矿类初级产品不同，粮食价格和供应安全还主要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的预测，2023年将会出现“三峰拉尼娜”现象，延长受影响地区的干旱或洪水状况，降低主要作物的产量及供给，危及已处于贫穷中的脆弱经济体。此外，贸易保护主义也将加剧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以及供给短缺带来的风险。
尽管国内疫情反弹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了一定干扰，但我国拥有充足的政策空间和丰富的政策工具，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可考虑以下四方面举措：
一是，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疫情期间，我国内需总体较弱，外需对稳定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回落，我国出口外需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面临挑战。在当前复杂经济形势下，需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夯实国内经济恢复的基本盘。宏观政策要在扩大需求上积极作为，财政货币政策要有效弥补社会需求不足，货币政策要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2022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支持外贸稳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从增强履约能力、激发创新活力、强化保障能力三个方面为外贸企业纾困、解难和助力。
二是，完善国内防火墙建设，防范外部金融风险传染。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实现跨境资本流动全面监测，合理管控外债规模，建好“防火墙”、避免资本短时间内大进大出。健全房地产金融、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影子银行等重点领域宏观审慎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提高政府对汇率波动容忍度，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增强企业对汇率波动适应性。迅速采取措施稳定市场预期，增加国内外对我国经济增长信心。妥善处置房地产风险，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强化系统性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确保国内金融稳定，以自身金融稳定降低外部风险传染。
三是，宏观政策提高通胀容忍度，多措并举缓解输入性通胀压力。宏观政策应增强通胀容忍度，注意区分我国与全球通胀的结构性差异，重点关注国内实际需求和就业改善情况，不宜因短期通胀跳升改变政策倾向。缓解输入性通胀的负面溢出，既要调节上游大宗商品的供给和价格，也要注重中下游的需求管理。既要应用好经济和法律手段，加强预期管理和市场调节，避免供求矛盾激化、过剩落后产能堆积等问题，又要多措并举保障农业生产，加强农产品供应链和流通体系建设，健全和完善粮食储备体系，降低国际粮价上涨的传导压力。此外，未来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剧烈波动，能源供给可能更具脆弱性，我国应提前谋划、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四是，加强债务治理合作和宏观政策方面的跨国协调。一方面，应提高在多边框架下开展债务处置的效率和国家覆盖范围，同时更为充分地利用SDR增发契机，通过SDR再分配机制为有关债务国提供信用增级。另一方面，应加强不同经济体宏观政策协调，通过提前沟通、双边货币互换、区域金融安全网等方式减少核心国家货币政策收紧过程中对外围国家的负面溢出效应。此外，我国是多个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债权人，随着发展中国家爆发危机概率上升，我国面临的舆论和减债压力显著加大。应把妥善化解债务危机作为突破美西方“平行体系”战略封锁，巩固提升我国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