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三大优势

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既与全球信息化技术革命带来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有关，也离不开新常态下寻求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内生动力的推动，更得益于我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的三大独特优势一-网民优势、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
网民优势:为互联网产品创新和应用提供广阔发展空间

(1) 网民大国红利日渐显现

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往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普及，我国网民规模不断扩大，网民大国红利更加凸显，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庞大的网民规模为我国数字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一个创新性的互联网应用短时间内便能够聚合起上千万甚至过亿规模的用户，-家初创的互联网企业可能在几年之内成长为备受瞩目的“独角兽”，甚至特定领域中引领全球的龙头企业。随着以往的人口红利转变为网民红利，我国数字经济在全球舞台上将展现出更为强劲的发展活力。

(2) 信息技术的赋能效应为数字经济带来无限的创新空间

随着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和相关产品的广泛普及，信息技术将展现出更强的赋能效应，从而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巨大的创新想象空间。例如，依托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数字经济融入了互联网的开放共享基因，解决了以往生产生活中信息不对称和流通不畅的难题，使偏远落后地区以及弱势群体也能够借助互联网平台获取市场信息、学习新技术新知识、进行创新创业等活动，从而拓展社会上升渠道，使更多的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同时，互联网共享经济能够将土地、房屋、劳力、知识、时间、设备等各种碎片化、分散化的闲置资源重新整合，通过资源的更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满足新常态下日益增多的多元化、个性化、定制化社会需求，并使每个网民的消费、供给与创新创造能力都得到充分发挥与提升，从而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

(3) 从技术驱动走向应用驱动，网民优势得到有效发挥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从技术创新转向应用创新，我国网民大国的红利将获得更充分的体现。规模庞大的网民和手机用户为互联网产品创新和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在诸多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后发优势:为中国数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更多机会

(1)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成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升级为数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在一些地区尚未铺设电话网铜线的时候，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已经进入了光纤通信时代;而固定电话、固定宽带、3G 网络尚未全面普及的情况下,我国又迎来了移动通信、移动互联网和 4G 网络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创新是如此迅猛，以至于对很多年轻人而言，转圈拨号的电话、调制调解器的滋滋声响、只有几 KB/s 的网速等与博物馆中的古董无异。相关数据也显示，到 2016 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数量达到 6.56 亿，占总体网民的 92.5%;其中有 91.7% 的手机网民曾通过3G/4G 上网，92.7% 曾利用 Wi-Fi连接互联网。

(2) 信息技术应用正在经历跨越式发展

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相比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路径依赖、制度瓶颈等阻力更小。特别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和矛盾，如果以互联网信息思维去解决，不仅能够“药到病除”，更会带来许多的发展“惊喜”，这为数字经济的跨越式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内在动力。

例如，电子商务、P2P 金融、共享出行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我国工业化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痛点很多、矛盾突出,而使用工业化的方法去解决又十分费时费力，因此巫须通过发展数字经济寻找更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

同样，在传统制造领域，我国很多企业尚处于工业 2.0 或工业 3.0的发展阶段，如果按部就班发展将很难赶超欧美等国的工业化水平:而借助数字经济，我国制造产业将有机会直接迈入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工业4.0”时代，实现“换道超车”。

(3)农村现代化跨越式发展趋势明显

借助互联网巨大的创新创造能力，传统、落后的农村地区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化信息文明的跨越式发展。以近些年蓬勃发展的农村电商为例，2009 年全国范围内只有3个行政村的农民网商比例超过10%，网络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而到201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780个1

同时，随着以“淘宝村”为代表的农村电商(图1-4)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农民和大学生开始返乡创业。人口回流和人才聚集大大提升了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与服务水平，这又反过来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

当前，越来越多的农民不仅开始习惯“网购网销”的电子商务模式而且也开始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在线学习、手机订票、远程医疗等便捷服务。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红利释放，推动了很多农村地区直接从农业文明跨越到互联网信息文明时代，农民的生活期待也从之前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转变成“屋里屋外，用上宽带”。

(4) 信息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为数字经济发展预留了巨大空间整体来看，我国仍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加速转型期，信息化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差距。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2016年我国信息社会发展指数仅为 0.4523，不仅远低于欧美等国，甚至尚未达到全球 0.5601 的平均水平。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信息化水平相对落后的状况恰恰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使转型期中的各类信息技术产品创新和应用都能获得市场空间，实现快速拓展。这也是为何一款创新性的互联网产品或服务能够快速在我国聚合起上千万甚至上亿规模用户的主要原因。当前，虽然我国已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民群体，但在电脑、宽带、智能手机和网民的普及率以及人均上网时间方面只处于全球中等水平，仍然有着十分可观的增长空间。例如，在互联网普及方面，我国每年新增网民数量超过 4000 万人，这显然会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内在驱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

制度优势: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国制度在统筹协调、组织动员、包容发展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能够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1) 组织领导体系基本健全提供了政治保障

2014 年 2 月 27 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正式成立，表明我国的信息化建设真正成为被各级政府和领导高度重视的“一把手工程”，形成了较为健全的组织领导体系。该领导小组着眼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统筹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从而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2) 信息化引领现代化的战略决策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明晰的路线。《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成为规范和指导未来十年国家信息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纲要》指出信息化发展要坚持“统筹推进、驱动发展、惠及民生、合作共赢、确保安全”的基本方针，制定了网络强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国家信息化发展的三大战略任务: 增强发展能力、提升应用水平、优化发展环境，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战略蓝图和方向指引。

(3)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

面对风起云涌的互联网信息化革命浪潮以及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诉求，近两年我国围绕信息化和数字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扶持政策，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如“互联网 +”行动计划、宽带中国、《中国制造 2025》、大数据战略、智慧城市、信息消费等。

完善的政策布局体现了国家对信息化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和期待，有利于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能够凝聚政府各层级、各部门的共识和力量，使相关政策切实贯彻执行，构建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协同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