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励志”的书籍也热门了起来。人们发觉在一个高速流动的社会里，怎样与人相处，如何调适工作环境，要比你原来是什么，原本有多大能耐，比如学识或学历之类的，要管用得多。励志书籍的一大门类是讨论如何获得“领导力”（Leadership）。成为领袖人物，无论在政界、商界、学界、娱乐文体界，都是人们所向往和渴求的，“领导力”书籍因而热销起来。这类书籍常常以成功人士的生平事故和逸闻为脉络，讨论领袖之所以为领袖的种种因素和秘诀，比如家庭背景、本身禀赋、童年遭遇、风云际会等等，这不奇怪，英国史学家卡莱尔早已指出，对英雄的崇拜乃是人类的天然倾向。
然而，这些书至少有两方面的缺失。其一，对领导力尽管有各种模型和理论，大多是事后的追认，并不能分析出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日后的领袖人物，甚至连怎样的行为才能够被界定为“领导艺术”，都莫衷一是。读者对挖掘自己身上的领导潜力所寄予的厚望，于是大打折扣。难怪管理大师德鲁克就痛痛快快地指出，所谓有“领导力”者，就是吸引追随者的能力。
第二方面的缺失更显突出，这些书的取向专注于领袖本人，而没能从追随者的角度——绝大多数读者都是追随者——来讨论领导力的效用。实质上，领导力是一种关系，领导者和追随者互动的关系，而不是（起码不全是）领导者的气质、品格、命运。作为追随者，你我的真实要求其实是怎样替自己挑选一个好的领导。曾几何时，一个伟大领袖每每言出为法，举步成经，而民众只有匍匐领受的份。市场化使这种关系幡然改观，给了我们选择的压力，也给我们以选择的空间，这才是领导力的探索和讨论之所以变得吸引人们的地方。
在一百年以前，尽管战乱、疠疫、饥馑频仍，世界本质上还是“稳定”的：几乎所有的人在生下来时就明白自己是谁，将干什么——他们的职业多半在父母的行业，他们将住在哪里——和父母的住处相近，甚至将老死在那里，总之和出生地相去不远。这给人们带来“稳定感”，不论你打算“乐天知命”还是“悲天知命”。然而市场化把这一切给颠覆了。西方发达地区的民众约在八十年前就必须面对的这种惶惑和失落，在开放二三十年以来，也在我国大规模地凸显出来。其后果之一，就是怎样摆布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它强烈地影响着你将干什么，将住在哪里，将成为怎样的人。
社会心理的实践告诉我们，虽然和你同时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六七十亿，但真正与你有影响的可能不超过五十个，而决定个人幸福和满足感的，所谓紧密层的人，又会少于十五个。其中最重要的父母、孩子、配偶，他们是怎样的人，与其说是你的自由选择，不如说是你的运气。父母、子女自不必说；即便是配偶，表面上是你精心选择而来，但这个选择常常会令你必须多方让步妥协，改变自己的习惯和价值观，并且不断加以补偿才能维护和谐关系，若是彼此尚有“缘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