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金融体系下，商业银行通过吸存放贷赢利。在新金融体系下，商业银行将发放的贷款转手卖给投资银行，这让商业银行能够把贷款立刻变现。投资银行再把各种资产重新汇总，打包成抵押债券出售给世界各地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与此同时，投行会使用一个金融创新产品——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即同保险公司签订CDS合约，后者为投行的抵押债券提供信用保险。保险公司根据信用评级公司对债券的评级给CDS定价，如果债券出现亏损，保险公司将根据合约对投行的损失予以赔付。这样，贷款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信用评级机构，以及投资者全都紧紧地拴在了一根链条上。

在市场竞争的驱动下。商业银行无限制地追求放贷量，把众多没有偿付能力的人发展成了贷款人；同时，保险公司在经济好的时候不顾赔付能力创设了天量的CDS,这都给次贷危机和后面的金融风暴打下了伏笔。

在房价上涨的情况下，这一链条可以维持，链条中的每一方也将继续赢利。然而，事实是房价下跌了。这直接导致了危机的爆发,贷款人无力还款、投行的基础债券出现亏损，保险公司面临天价赔付??新金融链条的神话破灭了。

新金融体系这个多赢的模型一夜之间变成了多输，是因为整个新金融体系的基础债券非常脆弱，贷款人并无还贷的能力,还有金融衍生工具被滥用。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就此否定这些金融工具的作用呢？赵怀南指出，全盘否定金融工具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任何金融工具或者金融衍生工具的创设，都是有其独特作用的。这些金融工具本身其实并不存在问题，问题恰恰是出在人们没有正确使用它们。

在对话中，赵怀南还谈到了中国金融企业的风险管理现状。他指出，西方商业银行面临两大风险：流动性风险和资不抵债的破产风险。然而这两种风险在中国却并不突出。因为中国居民普遍都有储蓄爱好。而且，绝大部分大的商业银行都具有“国有”背景。此外，中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较大，这给它们带来了低风险条件下较好的赢利。由于这些原因，中国的金融企业应对风险的管理能力和意识相对比较薄弱。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所受到的直接冲击并不大，这恰恰是因为我国的金融体系仍是传统的金融体系。但是从长远角度考虑，新金融体系下的资产证券化是我们发展的必然方向。中国的金融企业完全可以从这次的危机中吸取到宝贵的经验教训。

任何企业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金融。对于中国其他企业的风险管理，赵怀南建议先把标准化的金融工具用足、用好，切忌追求在金融操作上的过度创新，使用过于复杂的金融衍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