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的味道正渐渐淡去，这一世界各地华人的节日图腾，在交通、科技、通讯等沟通平台与实现渠道都出现革命性改变的时代背景下，其传统性正在受到巨大挑战。延续数千年的新年习俗和庆祝方式，已经快速地被逐年分解，过去集体遵守的礼仪和习俗，因为华人人口的世界性流动、春节仪式的在地化融合、科技进步带来人际关系的演变等，而展现越来越多的地方性和个性化特征。巨大的历史传统被解构之后，“新传统”其实更具动态和变化性。

举例来说，中国央视春晚30年来成为中国人过年的必备节目，是随着电视普及而形成的新传统。但是放在千年历史中只是弹指之间，而今随着网络冲击、文化多元、选择众多、民众口味、政治弱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新传统同样开始面临冲击和解构，今年央视春晚的收视率创下新低是一个证明。

这既表明“集体”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中曾有的漫长持久的功用，也显示出现代环境超越传统再造新传统的直接力量。

春节期间，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中国。同一片土地不再像以前那样整齐划一，而是分割成多个不同的世界——跋山涉水实现家庭团圆的、抱着手机彻夜抢微信红包的、出国度假海外旅游扫货的、从城市返回农村的务工大军.....每一个群体都涵盖数以千万计甚至亿计的壮观人潮，他们在平行的时间和四散的空间里，集体出行、奔走，川流不息。

春节期间微信红包一夕爆红，朋友圈里抢得不亦乐乎，从身家过亿的富豪到尚在求学的小朋友，纷纷在同一平台上集体狂欢。一场配合华人节日的娱乐活动，在手机平台、移动支付等高度产业化的市场推动下，迅速蔓延成为新的春节集体运动。

在日本、西班牙、洛杉矶等世界各地，随处看见一群群中国游客的身影，“会走路的集体钱包”热情地涌向各个购物中心，从日常生活用品到高端奢侈品牌，掀起一轮轮采购热潮，以至于有舆论称中国的春节俨然变成了全球的黄金周。

一位在上海就读的博士生过年返乡写下日记，题为《迷惘的乡村》。他观察到大量农民进城艰辛打工，最可怜的是留守穷乡僻壤的老人与孩子。这些年来，“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面对传统亲情的淡漠、集体意识和行为的缺失，面对知识的被质疑，他的迷惘获得了无数相似的感慨，在网上引发大量转发和评论。

热闹红火的街市，拥挤购物的面孔，狂热抢红包的手指，偏僻乡村黯淡的夜晚，一个又一个迥异的过年表情，就是中国当下一重又一重的真切写实。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庞大的现实状况，每一个阶层的个体的参与汇集成河，不断扩展、延伸，造就一种集体行为。

同一时间，在香港的屯门和沙田，先后出现示威者围堵大陆水货客抗议活动，示威者戴着口罩朝游客喊叫的画面随网络迅速传播，立即引发大陆网民和知名微博的批驳。显然地，香港人感受到大陆水货客的威胁，潜意识里有对集体的恐惧。单一或寥寥的水货客不足为惧，但一旦成为集体现象、集团化经营，数以千计蜂拥而至甚而成为产业，对香港的资源形成掠夺之势，看似水货客的“集体经济”，让部分香港人焦虑的是大陆更多的“集体侵蚀”。

大陆民众对于香港的不满和忧虑同样如此。少数香港人对大陆客偏激的围堵和谩骂是个别现象，但一旦有成为显性制度化的迹象，蔓延成香港人集体的态度和倾向，被侵犯的则是大陆的集体感觉和集体尊严。在大陆和香港两种集体意识的形塑之下，最终的情绪将演变成为两个群体的集体对立。

当下的中国，集体意识和运动的形成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既有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上的集体传统。中国民众一直深受集体意识的熏陶，因此，在很多事件和话题中，都能够看到集体意识的影子在左右或影响事件的走向。另一方面是市场的力量，虽然当下个体具有更多选择的自由，网络发展带来个性的解放，但网络的病毒式蔓延和裂变式传播，更容易形成集聚效应，也更便利地将个体导入集体活动，迅速攻城掠地，人人皆知、人人参与，形成新的集体现象。

近年来每年双十一的光棍节的电子商务集体抢购是如此，微信红包同样如此，借助春节的礼仪，实现了“集体式”的经济行为。新的创意和产品，只要能够绑上集体关注的平台，借助节日的话题，都能够实现集体狂欢。

很多时候，集体性的传统和网络两种力量也在交互发挥作用，让集体的力量更为强大，或者使其负面效应更为显著。

事实上，所谓“集体”，不仅仅是一群人在数量意义上的集合和成千上万的数字，而在于这些人的共同意识，行为共性、思维常态，他们未必是同样的教育背景、收入水平、生活区域，但是可以被调动起来，步调一致，话题一致。调动他们的因素或力量，有的时候是市场力，比如春节期间的抢红包；有的时候是文化力，比如流行元素带动起来的风靡大江南北的广场舞；有的时候是政治力，比如政治动员或宣传引导的某场政治运动。

集体意识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容易把自身视为集体中的一员，自加压力，认为个体的行为与举止，具有集体标签的成分，好或坏都代表了集体。因此，身处其中会很自然地选择“压抑”自身的性格特征，屈从于外界对于集体的共同想像，或是积极地为自身所属的集体代言，或是在批评攻击对方的个体时，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为集体的代表，成为整体现象。

这一新“集体”概念，已经不仅仅在经济领域，也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个层面展露其强大的渗透力。显然地，新“集体”的形成，既保留了脱胎于传统集体概念的量化规模和从众心理优势，又能够借助新媒体平台呈几何状传播，再加上庞大的消费实力和经济基础，在外界还没有完全适应的情况下已然频繁发声，扩张态势惊人。当市场的、文化的新集体力量转化为相应的政治因素与考量时，就必然会对双方的民众心理、如何自处与相处，都带来改变。因此，这个新形态下的“集体”在中国大陆与其他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上，也必然成为需要重新审视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