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像壳牌和通用电气这样的跨国企业早就是深谙地缘政治的专家了。但是对于全球不稳定问题的关注，在今天比最近一段时期里的任何时刻都更要强烈。2013 年私募巨头 KKR 聘请了退休上校、前 CIA 负责人大卫•彼得雷乌斯 (David Petraeus) 任该公司全球研究机构主席，为该机构的投资决策提供建议。今年初，曾任军情六处 (MI6) 前局长的约翰•索沃斯爵士 (Sir John Sawers) 成为宏观顾问机构 (Macro Advisory Partners) 的主席，专门向企业和政府提供地缘政治方面的咨询服务。这两个任命都明显地体现了一个更大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聘请政治学者，在董事会上听取地缘政治简报，并从前外交官、间谍大师和军事领袖那里获得建议。
“过去三年对于企业来说，绝对在地缘政治问题上敲响了警钟。”麦肯锡管理合伙人多米尼克•巴顿 (Dominic Barton) 对笔者表示。“我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的情况。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还没见过有这样热度的事情。”大部分企业还没有从全球化的业务思维中调整过来，巴顿说。“但是他们正在思考，天啊，下一阶段会发生什么？”
原因再明显不过。俄罗斯已经占领了克里米亚。一个有着自我主张的新国度正在中东形成，而这一地区的混乱在加剧。中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欧元区的试验停滞不前。
从根本上来说，企业对于地缘政治日益增长的关注，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基本面的变化。当柏林墙倒下之后，在西方企业的管理者们看来，人类进入了一个由两大趋势主导的世界：第一是全球化——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口在加入一个各部分高度联系的全球经济体，并很大程度上由西方世界的规则和企业来统治。第二个趋势和全球化也密切相关，那就是有更多的国家正在以不同的发展速度向市场民主化形态靠拢。你可以说这种情况正是《世界是平的》和《历史的终结》两本书综合描述的情况。“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众”的黄金时代，正像《华尔街日报》的座右铭所说，看上去正在全世界实现。这些积极假设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坚信我们都在变得富有、离彼此更近，我们会停止斗争。于是也就有了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1999 年提出的“金色拱门”理论：任何两个有麦当劳餐厅的国家不会彼此交战——从麦当劳进入该国市场的那一刻开始。
来看看康多莉扎•赖斯 (Condoleezza Rice) 2000 年在《外交事务》的这段结论性文字吧：
强大的发展态势让世界趋向经济开放和民主、个体自由⋯⋯一些国家仍旧希望想办法与民主和经济进程分隔开，现代化的任务让一些国家怀恨在心。但是美国及其盟友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措辞中体现的不可逆转之势：“强大的发展态势”、“现代化的任务”、“历史正确的一边”。
对于企业来说，这些趋势意味着巨大的新机会，而风险却小得多。2001 年，时任高盛首席经济学家的吉姆•奥尼尔 (Jim O'Neill) 将全球化的发展结果总结成一个单词：金砖 (BRIC)。此举使其成为了一个商业明星。金砖指的是新兴市场中的四个佼佼者：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些国家迎合了全球市场经济。奥尼尔认为，这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转变，并会为紧跟潮流的商业领袖带来财富。
从那时起，财富不断被创造出来，当然，这个世界也在经济上变得更加紧密。西方企业将业务在全球多样化配置，寻找最佳性价比并积极服务新市场。911 事件的悲剧和中东地区的流血冲突虽然刺痛了我们，提醒人类世界还没有到历史终结 (end-of-history) 的理想状态。但是可以猜测，这些事件和跨国公司们的战略执行相比，并没有那么重要。
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以及在东乌克兰的战争冲突却是一个例外。俄罗斯是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金砖四国中的第二位，曾经的 G8 成员国。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3 年俄罗斯是全球第八大经济体。(埃及排名第 40，伊拉克排名第 46，利比亚排名第 70。) 不仅如此，俄罗斯的民族统一主义 (irredentism) 呼声甚高，远强过冷战结束后关于现代化和融合的主张。甚至对 1975 年的《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Accords) 产生了冲击，该历史性协议为西方国家和前苏联给出了和平的冲突解决方案。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向梅特涅 (Metternich) 时代发展，可能这一点也是有道理的：历史的终结被取而代之的，是历史的复仇。
结果是，2000 年赖斯乐观的表述烟消云散，另一位共和党外交政策思想领袖罗伯特•坎根 (Robert Kagan) 在今年初《民主日报》的一篇短文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忧。那一期的标题直接点明了问题：“民主在衰落吗？” 而坎根直接了当地对赖斯的观点给予驳斥：
谁就能说俄罗斯的普京主义或中国特色的集权主义无法存在并一直发展下去？欧洲的民主毕竟只有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集权制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历史肯定要比西方民主制度更长。的确是如此，独裁制而不是民主制，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
“历史的终结”这种理论在学者看来可能是对的，我相信资本主义民主已经自证了其做为一种美好生活方式的普遍愿景。但是稳定的世界局势，也就是我们中许多人所假设的条件，并没有满足。
“埃克森 (ExxonMobil) 是否会担心格鲁吉亚的冲突问题？我表示怀疑。” 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麦克尔•麦克福尔 (Michael McFaul) 在谈到 2008 年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时对笔者表示，“但是现在像这样的公司特别关心乌克兰东部的冲突细节。顿涅茨克市 (Donetsk) 的冲突，每天都受到跨国公司的密切关注，而且会影响到他们的决策。”
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或者跨国公司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即便是在宣布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之后损失了 10 亿美元之后，埃克森仍旧在收购俄罗斯的长期勘探钻井权，该公司认为俄罗斯最终会重回世界经济体。但是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对业务的广度表示质疑，尤其对于地区不稳定的因素毫无抵御能力，即便是在一些最近没有不稳定的地区也是如此。
的确是这样，全球经济向开放和紧密融合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国家能够部署针对彼此的更有威力的经济武器——有时候却导致一些成规模的私人企业的损失。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索尼影业高管艾米•帕斯卡 (Amy Pascal) 在一部有关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喜剧片上映后被迫辞职。该片引发的黑客入侵，导致索尼影业公司邮件和机密数据的泄露。另外一个例子是像埃克森这样的西方企业，在俄罗斯发展的业务因为金融和经济制裁而被冻结。西方公司可能以为自己是在行使类似外交使节的角色，代表各自政府广泛的利益，但是不仅面对来自俄罗斯的激进发难，也承受西方政治报复的后果。
每年在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也在担忧这个问题。该机构最近的一份报告就体现了跨国公司 CEO 们的这一新焦虑：随着大国间角力的加剧，曾经自认为是宇宙主宰的跨国巨头如今像是棋局上的卒子一般，毫无控制权。有人提醒公司领袖们，全球市场和劳动力，也就是他们过去三十年里积极响应的外部环境，是一个政治建设下的框架。其存在的前提要感谢西方世界在二战后为自己规划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前苏联和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在柏林墙倒下后的合作。俄罗斯和中东的局势说明，这种地缘政治环境岌岌可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