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次《孙子兵法为“君”的十二大IQ与EQ之一》中，我们分析了为“君”要具备择将、看大局、君臣关系处理及善于放权等四大领导者素质，本章将从用间、人事任命权、战略决策、气度涵养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孙子兵法中为“君”的领导力素质。

　　一，善于用间，重视谍报。谍报，做为孙子兵法中“知此知彼”、“知天知地”中最常用、最重要、最有效果的分析敌我优势的一种工具，在历代王朝中都引起上至君下至庶民的重视与运用。孙子兵法对为“君”的用间智慧，在书中有很重要的篇幅来介绍。“明君贤将，能以上智者为间，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意思是说：一位有策略的的君主贤将，如果能聘请或挖掘、利用有智慧的人为间谍，那么大功可成，这是作战的基本要求，是用兵作战的依据。这说明，用间，在作战中是极为关健的。同时，孙子兵法还提到要有“实事求是”精神，即“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要“立足事实，善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用事实说话”。对于用间的“五间”即“乡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孙子兵法认为最关键的要于“反间”的作用，“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都说明对于“反间”的人，一就是地位和荣誉上要重视他，嘉奖他，二是在物质上要厚待他。其实古今中外，有谋略的政治家都是一个优秀的“用间高手”。“殷之兴也，伊挚在夏”，这说明商汤王之所以战胜夏朝，建立商朝，很重要的一点是有伊挚这个身处夏国的间谍；“周之兴也，吕牙在殷”，这说明周文王之所以战胜商朝，建立周朝，是因为有吕牙这个人在提供源源不断的信息。很多研究《易经》的人说，周文王当被商纣王囚禁于监狱的时候，周文王是靠卜筮，然后最终达到“预见未来”的目的，但从孙子兵法的这句话可以得出，周文王之所以能“预见未来”，不在于卜筮，而在于会“用间”呀——虽然这跟周文王个人本身的智慧与修炼有关。其实，在其他王朝，“用间”之术，可谓有过而未之不及之势，如三国的曹操其实就是一个用间高手，民间至今流传的一句谚语叫“说曹操，曹操就到”，这说明曹操在各级机构都有自己的间谍队伍的，他是很重视谍报体制建设的。

　　启示：

　　在企业管理中，做为最高决策的董事长或CEO可以做到不参与具体的行政事务，但不能把自己完全地与企业断绝关系，关于基层甚至中层的人事任命可以放权，但不是说“放任不管”，而要“有放有放”，这就叫求一种策略，即在企业内部建立自己比较忠实的“亲信”队伍。而这种“亲信”一定不要显现出来，一定要隐藏两者的关系，要成为“暗”间，而不能成为“明”间。如果这支“亲信”队伍，成为了“明”间，那无疑是失败的，既不能保护别人，也让自己的组织由于你的参与，变得“混乱不堪”，让高层管理者，包括CEO畏首畏尾，不利于组织的和谐发展。因此，用间很重要，隐藏自己的“间”更重要。用得好，能第一时间掌握企业信息，用不好，只会让企业组织受挫。因此，企业高层用间，是把双刃剑。

　　二，紧握高层任命，打造核心团队。通观全篇孙子兵法中，在“君”“将”的关系处理上，书中潜藏的一个最主宗旨就是：为“君”要“无为”，为“将”要“有为”！这与老子的“无为”思想是极为相近的。但老子的“无为”并不是真的不作为，而是在不作为中“有为”，他是“假无为，真有为”，而孙子兵法中为“君”的无为思想，也是一样的道理。为“君”的可以不统领全军、领兵打战，但在高层将领的任命上却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提倡要慎之又慎。“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君聚众，变和而舍”正是说明，为“君”一定善任命自己的高层将领，以形成自己的核心执行团队。其实，为“君”对于为“将”的任命权，并不是剥夺为“将”的执行权力，恰恰相反，是为了保证整个国家与组织的安全。为“君”的无为，不是把自己全权的行政事务权，都交付于为“将”，如此为之，那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离傀儡的角色也就相差无几了。正如清朝末年的“帝后这争”，一个老太后以“垂窜听政”的策略就把光绪帝排斥到帝权之外，因为没有高层任命权，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团队，甚至在关键时期连“维新变法”的忠实分子都无法保护，这样，谈何管理一个国家，让国家贯彻自己方针政策呢！汉高祖刘邦是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智慧谋略不过张良，管理国家不如萧何，带兵打战不如韩信项羽”，面对困难，说的最多的就是“为之奈何”。从“为之奈何”这个词可以看出，刘邦是真正是个“无为之人”了，但正是这么一个“无为之人”，其却对于高层人事的任命充满“戒备之心”：当其与项羽徐州一带打得难解难分、要求远在山东的韩信支援，韩信说让刘邦任命其为“假齐王”时，刘邦就严重“聪明”起来，因为刘邦知道，任命了“假齐王”就相当于承认了异性诸侯王的存在，而刘邦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家天下”的王朝，以消除异性王侯对中央的威胁。

　　启示：

　　现代企业，高层领导者的素质，可能不像中层管理者那样可以用成绩来评估，且显而易见，但并不意味着领导领导者，尤其是最高决策者要参与到具体的事务中。最高决策者，包括CEO要在工作中尽量地表现“无为”，但这种无为，不是说真的什么事都不做，对于部分高层管理者，如CEO的人事决策权，必须紧紧的抓住手上，尤其是在股份制企业和上市企业，这种对部分高层管理者的人事决策权的作用尤为重要，否则在关键时候会有使整个组织受损的危机，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三，重视战略，决策要慎。战略是什么？就一个组织要带领自己的成员最终要到达什么样的地方，过什么样的生活，是一个组织总目标、总方向。战略决策正确，即使中途遇上挫折，只要时间和资源允许，最终能到达自己的方向；战略决策不错，就相当于把一个组织的人带到相反的方向，成功的机会只会越来越远。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意思就是说，一个领导者要对于“战”与“不战”这样涉及到千万百姓生计及国家安危的大事，必须慎之又慎，要拿捏得懂，要有明智的“决断力”。三千多年前，孔子说了一句话叫“时也，势也”，其实战略也是一样的，要讲求“天时、地利和人和”，缺少一条，都不能草率地制定战略，更不能妄自实施，一意独行。战略一制定，如果中途要更改，将会造成“动一牵动百发”的局面，将破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正因为如此，孙子兵法提出，要“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要求“明主虑之之，良将修之”，“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因此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虽然“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但“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三国时期，诸葛亮数次北伐，最终均无功而返，其战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我们不好讨论，但至少可以从一点得出结论，就是“曹魏这个政权，还没有到灭亡的时候”，他有支持的基础，即“民信”，因此，虽然诸葛亮扛着“恢复汉室”的大旗，但“恢复汉室”的这个势，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无论如如北伐最终者以失败结束。抗战时期，日寇想侵吞整个中国，其目的达到了吗？也没有，因为虽然中国那时候军阀混战，积贫积落，但日本军阀却错误地估算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只要几个月，几年就能吞并整个中国，孰不知打了七年也没把中国吞并。虽然现在日本仍然在叫嚣打败他们的是美国人，相信只要美国不帮忙，整个中国就被他占领了。其实这是自欺欺人。因为，即使日本真的占领了整个中国，就如当年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国一样，但最终的结局是，不是蒙古族、满族同化了汉族，而是他们最终融合进了汉族。因此，日本最终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战略本身就存在问题。

　　启示：

　　现代企业管理里，战略的作用已经显而易见，但怎么样制定真正的战略，未必是企业决策者能够真正做到，这正是现在很多企业家盲目地实施所谓的多产品经营或多元化经营，以致造成重大的决策失误。一个领导者最重要工作职责就是要做战略规划，而战略规划怎么做，正不正确，就是领导者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同时，战略制定后要正确地实施，同时要去评估和检测。最忌讳的战略是三种：一是最高决策力突然想到的战略，二是不经过调研“想当然”的战略，三是战略实施过程中不监督实施进度、不评估、听之任之的战略。
　　
　　  四，宽厚仁义，有容乃大。我提出这个观点，有研究孙子兵法的人也许会提出反驳意见，说：“既然要打战，那还讲求什么宽厚仁慈及有容乃大的道德仁义。讲道德仁义的话，不要打战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