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在清华经管学院建院30周年论坛“致敬1984·真诚与梦想”上，柳传志谈政商关系时表示：“千万不要惹事。我说软弱是真的，不是嘴巴上面说说，运行环境上面有不利的地方就得收着点。我反正坚决不当谭嗣同，临死时候还说快哉快哉，我没那么高的水平。”

此言一出，网上“犬儒”“胆小怕事”“无责任无担当”骂声又起。此前的2013年6月，柳传志在正和岛一场小范围座谈的“在商言商”论被流出后，引发女企业家王瑛“退岛”声明，成为2013年中国商界一个现象级事件（也使王瑛一夜成名）。

退岛事件之前一个月，2013年5月，柳传志接受央视专访时也阐述，“……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

更早的2012年，柳传志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

这一系列言论事件的叠加，使中国商业教父柳传志被一些观者戴上了“犬儒主义”这么一顶帽子。

“致敬1984”现场，BAO哥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当老柳说出——“如果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到位，党真的能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党，那国家未来还是很有希望的。”（大意）现场爆笑。他立马表示，希望媒体不要误解，不要断章取义。

为什么在商界以权术斗争高手著称的老柳，会发出这样一通自甘人肉靶子的言论呢？其实，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位审时夺势的生存高手。他的言论与情怀无关，与生存有关。而那些高喊情怀的，未必比他高明——BAO再腹黑一把大胆猜度——也未必比他更有情怀。情怀大者，未必在嘴上。

好了，好了。说了这么多，还只是热身哦。看来这里需要建立一条分割线。下面内容不同。

事实上，BAO哥最近刚好在翻一本书，迟宇宙的《联想局》。 当年这本书差点没能出版，因为老迟想写的，联想老柳并不喜欢。个中缘由很复杂。这里不赘。总之一句话交待就是：这是一部起初双方在合作、后来由于写书理念 问题而分道扬镳的书。但此书最后还是出版了。当然联想钦定并力推的就是另一本了——凌志军的《联想风云》。BAO哥想说的是：由于迟宇宙在前期采访上得到 了包括柳传志在内的联想高层的配合，因此内容权威性应该值得信任。

以下内容，取自《联想局》。文字版权为迟宇宙。文字与原书个别地方稍有改动。

1966年，已经进行毕业设计（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柳传志又与“文化大革命”撞了个满怀。

用他自己的话说，因政治敏感、脑子好使、口才出众，很快成了“造反派”的领袖，与“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最初，他们对自己干些不讲理的事说些不讲理的话而自鸣得意。

那年夏天，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串联到西安，他们在西军电讲话，他们说江青称阶级斗争已经到了他们家，一个叫张文秋的政治骗子想方设法把女儿嫁给了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

柳传志听到这话，顿时吓了一跳。“张文秋是我爸爸的老领导，我去过他们家。张文秋是老革命，当年两次结婚，都是丈夫被杀时她被陪绑。她是一个非常豪爽的老太太，而且对毛主席真是忠心耿耿……”他开始觉得文化大革命不对头。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对一切事都有另外的看法”。那年冬天，柳传志脱离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并主动找到“保皇派”核心成员曹之江说：“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不要再参加什么斗争，不要再斗来斗去了。”

那一年，柳传志27岁。他对未来，没有任何想象，只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父亲所希望的“正直的人”。许多年以后他回忆起当初的选择时，说：“政治良心很重要。”而昔日的政治敌人曹之江，后来成了联想的副总工程师、副总裁。

1968年，柳传志到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接受人民解放军对他们的考验。他依旧没能扮演一个“驯服者”的角色，反而惹了不少麻烦。

这些刚离开校园不久的年轻人，内心感到压抑、愤懑，感到前途无望、政策冷漠。很多人在白藤岛入了党，柳传志没有。他叛逆，他反感，他无法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现实。

多年以后，柳传志对自己敢跟解放军作对而洋洋自得。“我真的跟他们作对了，”他说。广 东的冬天异常阴冷，水沟中几乎冰彻骨髓，挖完了水沟，腿上便沾满了湿泥巴。傍晚收工，解放军叫他们赶紧回家洗干净腿换上干净衣裳（事实上他们并无什么干净 衣裳，柳传志回忆当年的情况时直言惨不忍睹，衣裳全都破成一条一条的。脖子上挂一个口袋，里边装着饭碗，走起路来叮当响。腰上拿着绳子系了块破塑料布，一 下雨好把塑料布挖个洞，头套进去，拿绳子系起来），再按惯例排队向毛主席“晚汇报”。有一天柳传志终于遏止不住愤怒，厉声呵责他们：“干嘛你叫我这样？你这样对毛主席不尊敬。毛主席就愿意看我们这样？”接下来就是司空见惯的争吵，有时候还有谩骂。

1970年，当时隶属国防科委计算所与部队“统一口”，急需人才，命运的偶然让柳传志迎来了他两年“劳动改造”最大收获——回到北京，进入中科院计算机所。但这个年轻人丝毫没有争取进步的迹象。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生活越来越压抑。有人后来回忆说，这个英俊的小伙子经常叫上几个朋友，一起喝二锅头，喝得醉醺醺时大骂“江青是个婊子”。

这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说：“酒没喝过，我不太会喝，经常一块说这些话那是真。”他甚至很得意地说：“打到‘四人帮’的时候，我在大会上的一篇发言及其精彩，全所1500多人都认识我了。”

事实上，更早的时候，在那个压抑的、人们对生存或者死亡都视而不见的年代，他就已经瞬间爆发过灿烂的人性光芒——1976年4月4日，天-暗门-事件前一天。

柳传志记得是个礼拜天。他召集六室的同事们去天安门。他想去悼念周总理。他要在那里朗诵自己为周总理写的悼词，以表达自己的爱戴和悲痛。有些人跟他去了，一些老成持重的人留了下来——那时候纪念周总理也需要胆量。

在天-暗门，他跳上了台，开始激情澎湃地讲话。台下是密密麻麻的人。柳传志朗诵完了，献上了花圈，就回到了中关村。“后来就抓人了，那是4月5号出的事，”他后来说，“4月4日晚上就开打了。”

不久之后工作组便开始四处搜集材料，计算机六室“真的是叫恐怖”。柳传志说：“纪念周总理的人，讲过话的，上面都要开抓。当时计算所是个重点，派来 一个工作组，开始抓人。斗啊，弄得非常紧张。我当时写过匿名信支持天-暗门运-动。反正也折腾了……当时实际上对我自己的信念是个很重要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