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制造业的转型之风刮得越来越强劲，先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两个月后，《中国制造202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号称中国版“工业4.0计划”，紧接着6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宣布成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与其逐渐加码的节奏相比，“互联网+”更像是平地而起的一场摧枯拉朽的狂风，给传统商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身处其中的企业，到底是要迎风而上，还是终究会随风而逝?在2015年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夏季峰会上，与会嘉宾各抒己见。

《中国经营报》：6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宣布成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如何看待这个举措?

金碚：大家都在热议“中国制造2025”，但要先看看目前企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给一个不是很准确的概念，把它叫做“拼爹”的时代，现在企业谁好谁不好要看“爹”，企业要干什么也盯着“爹”，这个“爹”就是政府，现在总书记讲要把“爹”关到笼子里，所以经济新常态里不要老看着“爹”，而要恢复到市场经济的原本，也就是实现企业或者微观主体的自发性。通俗地讲就是能不能从一个“拼爹”时代进入拼创新、拼技术的时代。

国家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这无非向大家释放几个概念，第一是说中国制造业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5还只是第一个阶段;第二是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许多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中有很多跟前几年搞的七大产业或者十大产业差别不是太大，只是说我们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因素或者所谓的智能化的因素注入到整个工业体系里面去，使制造业能有更大的发展。

所以我认为看待“中国制造2025”要摆脱过去的传统思维，不要认为国家又会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然后又会释放很多具体的项目，如果是那样的话很可能又会导致新的问题。我们确实要有新思维来看待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有一个更强烈的自发自主创新的机制，客观来说，这对中国企业真的不容易。

《中国经营报》：金碚先生提到过去企业不是向前看路，而是回头看“爹”，那么如今企业心态是什么?

陈卓：从我们汽车行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里程碑。现在汽车的产业浪潮特别猛烈，特别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所有国内只要跟智能汽车沾边的上市公司并购都非常疯狂。从今年4月份到现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国内至少有四家上市公司宣布制造无人驾驶汽车的计划，包括对这些企业进行并购，资本市场上给出的报价也让我们吓了一跳，甚至有消息说今年中国在智能汽车领域的公司最少比去年多出一千家。从投资角度看，很多机构希望这股风吹得越久越好，汽车生产线的工业机器人、包括车联网智能汽车也都是我们投资的重点，我们跟国内、国外一些企业都在交流，这个风是挡也挡不住的。但从技术来讲，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的量变积累。

汤才坤：去年，中建三局的整体经营规模已经达到1200亿元人民币的体量，我们也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持续健康地发展。从去年开始，国家的宏观政策做出了大方向的调整，我们作为央企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要适应这个新常态，跟着政策调整转型。应该说，我们从去年到现在整体的转型力度非常大，现在已不单纯是一个施工建筑企业，更是涵盖投资、建设、服务的综合性企业。敏锐地抢抓机遇求发展，这将是传统企业在互联网时代一个重要的生存之道，总而言之就是要“快”。

中国制造强国的未来图景

《中国经营报》：大家对“中国制造2025”都有自己的解读，当然也有很多冷思考，那么各位是否假想过未来的图景：如果中国变成制造强国的话，会是怎样的制造强国?

陈卓：从汽车行业来讲，我觉得十年之后的设计、销售制造的流程会有很大变化，甚至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现在也在投资智能化生产线，大量工人会解放，这样也会随之给我们的就业结构带来影响。未来可能在行业占主流的或者起主导作用的不一定是制造业内的人，有可能是从外部来像互联网领域那样的人，用新的模式对传统制造业进行冲击和改造。

汤才坤：我总结两个特色。一个“内”一个“外”。首先，最核心的是需要自身强，尤其是企业技术实力要强。国内很多知名企业与国际同行相比，在核心技术上相差甚远;其次是对外要适应市场新常态，比如我们搞建筑智能化，将建筑建造与时代发展、互联网信息化联系起来寻求更大发展，只有内外兼修才能实现真正的强大。

金碚：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有三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是资源，这是决定因素。第二个因素是技术，第三个因素是文化的积淀。这三个因素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性递增。德国、美国、日本为什么能成为制造业强国，最终决定因素是它的文化基因。所以全世界的国家都可以完成工业化，现在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大概有60个国家，他们在工业化早期的路径和结构是差不多的，但中后期的发展差异就来自于文化差异。

所以中国未来要成为工业化强国要有很多支点。第一个资源的作用仍然会存在，但作用会减少，不过仍是很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是技术，技术最后受文化决定。中国技术特征有两个，第一个特点就是性价比高，所以在能够低成本替代的领域，中国制造一定会做到规模很大;第二个特点，中国是个大国文化，可能在一些地区会出现某些技术能够占领世界制高点的地方;第三个特点，在一些跟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特别相关的产业中，也许中国能出现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业，比如高铁、海洋产业等。

中国文化多元，不能要求所有产业都能够走到世界的战略制高点，其实美国也一样，硅谷也就一个，硅谷文化移植到别的地方也不行，所以每个国家都有优势和劣势，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要奢望包揽世界的制造业，这也做不到。

《中国经营报》：不管是“工业4.0”，还是“中国制造2025”，全世界都在往这个潮流来走，那么中国是否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尤其是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智能汽车，中国在这几个领域把旧技术淘汰，跟新的技术接轨可能性有多大?

张玥：这个问题要分三个方面讲，第一方面我们看了很多很“扯”的项目，很多公司的机器人、智能化、无人飞机其实都是一个概念;第二如果已经有一些技术基础的话，那么中国赶超还是很快的。第三我认为不管是国家也好，还是中国大的企业也好，对技术的研发投入还要继续增加，像西门子、微软这样的大企业其实都肩负起很大R&D(研发)投入的责任的。

“互联网+”撼动传统模式

《中国经营报》：我们刚才谈了制造业发展的趋势，当前另一个全球性的热潮就是“互联网+”，这跟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是什么样的关系?

金碚：我个人认为互联网跟制造业关系是两个，第一是做互联网本身就会产生盈利，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互联网又一次引发热潮，这次兴起是要把互联网技术植入到各种各样的产业中，而不是说去替代别的产业。植入过程中间就会产生各种各样可能的前景，现在我还看不出来最后的技术路线是什么。

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结合以后，这个创新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而且它会出现一种文化上的巨变，比如到未来也许大家认为拥有财产并不重要，使用财产才重要，那么就会带来新的产业的变化。

汤才坤：我举两个例子吧。第一，我们去年在湖北武汉市与联想集团合作建设了一个智能社区，就是利用互联网+电视、手机等移动终端将物业管理、购物、医疗、生活、服务等周边资源联系起来，为智能社区的每一个居民提供更安全、更高效、更舒适的生活方式。第二是企业发展的互联网化，今年年初我们与工商银行共同签署电子商务与在线供应链金融合作协议，在业界首创“互联网+建筑+金融”的新商业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全方位、全流程的链式服务。这样不仅提高了采购效率，更有利于资金的成本管理。以后，包括现场农民工的使用和管理，都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现在市场竞争相当激烈，跟同质企业竞争，一个是靠实力，一个是靠成本。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要借助互联网的集成大数据资源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提高竞争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