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1952年生于上海，年轻时插队内蒙古。1978年，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随熊伟先生读海德格尔哲学。1983年11月赴美留学。1993年5月回国，翌年重返北大任教。2002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终身教授、紫江学者。2008年1月，转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任外国哲学学科专业负责人，特聘教授。被认为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2015年5月，出版伦理学著作《何为良好生活》。

　　一不小心，柏拉图“穿越”到了谷歌总部，与一位工程师争论起来。

　　双方的聚焦点是，有没有一种生活值得去过？如果有，什么样的生活最值得过？对于这些问题，软件工程师想开发一个“道德答案搜索引擎”，收集所有关于美好人生的数据，再根据每个人的个性，进行“定制”。一如既往，柏拉图认为，值得去过的生活只有一种，那便是哲学或爱智求真的生活。

　　这是美国小说家、哲学家丽贝卡·戈尔茨坦在其新书《柏拉图在谷歌总部》中想象的情景，她借由此书，带领我们重返古希腊时期——西方文明的源头，心智生活的黄金时代。

　　在中国，学者陈嘉映亦从古希腊出发，对“该怎样生活”展开伦理学角度上的探究。今年5月，《何为良好生活》面世。在陈嘉映看来，“我该怎样生活”这个命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也是贯穿人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这也是《何为良好生活》的副标题“行之于途而应于心”的含义。

　　《红楼梦》里谁最快乐？陈嘉映说大概是薛蟠。“快乐有点重要，但是跟良好生活有时候不沾边。步步为营地把日子过好，这也算幸福生活，但和良好生活比，还是差了一些。”那么何为良好生活？简单的快乐不是良好生活吗？陈嘉映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善好乃万物之所向”，这个“所向”就是eudaimonia，英语通常译为happiness,陈嘉映看来，这个译法太糟糕，eudaimonia既包含行为良好，又包含日子过得好，不同于快乐，也不同于幸福，而是“良好生活”。

　　“相比之下，良好生活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eudaimonia则更多与品格、灵性、有所作为相连。尼采早就指出，在古希腊人那里，良好生活与行动不可分离……”谈到幸福与良好生活的细微区别时，陈嘉映写道。无论是在书中，还是演讲时，他都提出，德性与好生活“编织”在一起，要“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典范或者说德性榜样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udaimonia 希腊精神

　　站在亚里士多德的立场，把道德、好生活编织在一起

　　陈嘉映三十多年的哲学生涯肇始自“文革”中的插队经历。

　　1952年，陈嘉映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家庭，后随父母迁居北京。在超过一甲子的岁月里，上海、北京是他生命中的“双城”，不过，上世纪60年代末至1976年，他也被时代潮流裹挟，在内蒙古插队。

　　这是陈嘉映精神世界成型的重要阶段。兄弟三人在一处插队，找书、阅读哲学著作，分享想法，“夜里为一个抽象概念争得天昏地暗，直到天亮”，这股热情也带动了身边的人。在此过程中，陈嘉映“感到自己被真理的孤独光芒照耀着”。他研读了黑格尔、休谟、孟德斯鸠、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著作。哲学之外，还读到了托尔斯泰、歌德、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其中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对他影响深远。

　　陈嘉映表示，“自青少年以来，这部诗剧就成了我灵魂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另一处，他解释道：“在《浮士德》里，你读不出强烈的立场，我当然不是说书中没有对道德伦理的思考和敬畏，但它更多的是将道德伦理放在人的整个生活场景中，作为其中的一个维度出现。这种气质就更接近于希腊精神。”

　　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陈嘉映堪称古希腊“真爱粉”。1978年，他考入北大，后留校任教、赴美留学，90年代回国，先后在北京、上海两地高校任教，这一路，作为古希腊的“业余爱好者”，陈嘉映未改初心。上个月，他还在上海宣讲古希腊的城邦生活。彼时，希腊人的理想是面向更高的生存，追求——希腊词“arete”，大意是“卓越”，后人译之为“品德”或“德性”。“不过，卓越和现在所谓‘有道德’还是很不一样。现在所谓道德，几乎变成了个人的甚至内心的语词。以希腊人的率真，他们不会把卓越当作只求内心满足的德性。”

　　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思视作最高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好乃万物之所向，而人生之所向乃eudaimonia——这个词语译作“良好生活”更为贴切。“我大致站在亚里士多德的立场上，（将）道德、好生活编织在一起。”上海演讲时，陈嘉映说。在北京，又笑称，“我所讲的所有有意思的东西，多多少少都是从亚里士多德那儿偷来的”。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成功人士很容易被认为过上了好生活，但如果德性缺位，“好生活”将大打折扣，甚至遭到唾弃。“有所作为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今人把有所成就的人统称为‘成功人士’，实则，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陈嘉映写道。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不甚理想的社会环境中，能依靠品格而不钻营取巧来获得成功吗？陈嘉映的回答带着过来人的口吻，他说：“……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建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毫无疑问，这种建设包括批判和改造。不过，我们仍应留意，不要让批判流于抱怨，尤不要因习于抱怨而放松自己、放纵自己。说到底，并没有谁应许过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对于社会“道德滑坡”的流行看法，陈嘉映坦承自己并不确定这是否是一个事实。“中国人的道德在下滑？我不是特别知道。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闹‘文革’的时候，打地主，打老师，丈夫出卖妻子，儿子出卖爸爸，也不是说道德高尚得不得了。如果那时起点特别高的话，我们可能看出下滑，但起点那么低……”　　

陈嘉映与学生在一起。

　　eudaimonia 培养德性

　　好榜样、坏榜样，都有力量

　　在培养德性的过程中，人首先进入学习阶段。“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我们通过弹琴学会弹琴，通过行正义之事学会正义。在德性领域，就像在其他实践领域一样，典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陈嘉映写道。他认为，德性上的学习，主要不靠读书或听课，而靠典范——来自“身边”，而非硬行树立起来。

　　这时候，成功人士又一次扮演了世俗而重要的角色。尽管陈嘉映多次对成功人士宣扬道德、售卖“心灵鸡汤”感到厌恶甚至愤怒，但他也认为，在德性学习时，成功人士具有榜样力量。“知道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是好的，最突出的标志是成功和名望。当然，它们并不同于卓越，然而，如维特根斯坦反问：有什么比成功更具说服力呢?”

　　6月28日，在北京一家书店举办讲座时，陈嘉映再次强调培养德性时典范的力量。他说：“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从身边的人攫取榜样，这个人在这里比你做得好一点，那个人在那里做得比你好一点，他们完全不是道德楷模，但是你能够从这些人身上实实在在地学到东西，德性得到培养，不断地生长。”同时，陈嘉映分享了一条“路径”，即从够得着的地方开始，学习成长，慢慢深入，追求自我与有德的融合。

　　学习阶段之后，人的主要任务是做事，此时，典范成了参照。我们要以做事的方式来实现个人进一步的成长，在实践中渐渐明了自己的本性，而要培养更高的德性，实现自身，就需要对某些本能、感觉、欲望加以抑制与克服。陈嘉映解释道：“我们在一时一事上学习何为德行，是为了学做一个整体有德之人。我本来是吝啬，但我知道吝啬是个缺点，我因克服缺点而感到高兴——我想成为一个较为优秀的人，在优秀的人身上，吝啬是不协调不自然的，是一种扭曲，就像城里人在街头撒尿不协调不自然。”

　　不过，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还需要面对“坏榜样”。2009年，青年学者周濂撰文认为：“示范伦理的另一个潜在危险在于，虽然好榜样能够触动我们的人性，但是坏榜样却往往更具诱惑力。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这样问道：如果不正义的人过得比正义的人更幸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成为一个正义的人?”

　　周濂提到陈嘉映所写《梦想的中国》一文，其中说：“我梦想的国土不是一条跑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狂奔，差别只在名次有先有后。我梦想的国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采花的、在溪边濯足的，容得下什么都不干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周濂表示，这样的梦想无法寄托在几个好榜样身上，同时，“若要遏制坏榜样的无穷破坏力，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正义制度的建设上，这个社会必须要能带来比‘靠人们的信念坚持’更多的保障”。

　　“我梦想的国土不是一条跑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狂奔，差别只在名次有先有后。我梦想的国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采花的、在溪边濯足的，容得下什么都不干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

　　eudaimonia 无用之用

　　“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我回答不了”

　　最近两个月，陈嘉映反复演讲的一个主题是“德性能带来好生活吗?”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他通过各有侧重的演讲，不断深入思考。与此同时，怎样才能过上良好生活，也是读者阅读他的新书时自然追索的一个问题。

　　书中，陈嘉映对知行关系、善恶概念等进行了学理意义上的探究，这一探究基于实践活动，即便如此，不能反过来，把探究当作“良好生活指南”。事实上，道德问题并没有“路线”和“答案”。

　　“这类探究并不指导我们怎样做到知行合一，怎样从善去恶，甚至并不直接回答‘哪些品质和做法是善好的’这类实质善好问题。指望伦理学来指导伦理生活，指望‘道德哲学’来提高‘道德水平’，这些都是错误的想法，因为‘理论’做不到这一点而责备它无能则是错误的责备。”陈嘉映强调。

　　在他看来，伦理学“以更加曲折的方式与伦理生活相联系”，其路径可以是——比如通过分析，纠正“一切行为皆在于追求快乐”这种流俗看法，据此做出相关的调整、改变。这并不意味着说服他人，而是采取开放的态度，以加深思考，相互学习，彼此理解，使个人更通透、更丰富，最终实现自身。

　　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时，陈嘉映说：“每个人的好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除了过良好生活，那么，是否也有人要过一种不那么好不那么快乐甚至自毁、作恶的生活?推理小说《八百万种死法》中，教堂的一个常客玛丽说：“知道吗?我有个很棒的发现，那就是人活着，不是非觉得好过不可。谁规定我有快乐的义务?以前我老以为如果我觉得紧张或者焦虑或者不快乐，我就非得想个法子解决不可。但我觉得这不是事实。”

　　玛丽虽然纯属虚构，其想法却与现实雷同。北京讲座尾声，一位男生站起来向陈嘉映提问：“你说要把德性编织到生活中，过良好生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良好的生活呢?”话音未落，现场一片笑声。

　　陈嘉映先讲了一个独立、叛逆的青年让人“心痛”的故事。这个青年人和母亲极难相处，愤而离家出走，几年后，被母亲找到。为缓解关系，两人一起游玩了两天，但最后决定，还是各自回归各自的生活。分别之际，母亲说，你走什么路都行，我就希望你好。青年稍微停顿，回答她：“但不好又怎么样?”

　　“作为母亲，这是人生的一种极端体验。无论如何，我是想说你说的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呢，我回答不了。”陈嘉映说。

　　沉默了四五秒钟，讲座结束，掌声响起。

　　记者手记

　　陈嘉映拿着一瓶啤酒下楼的背影，令我印象深刻。

　　这是中央民族大学附近的一家餐厅。陈嘉映去一楼，和那里坐着的学生聊天，很自然就谈起美国同性恋婚姻法案。他说自己是法律保守主义，宪法大法官原该是踩刹车的人，防止社会太快的发展。回到楼上，这个话题再次被聊起。

　　席间，陈嘉映又说到在美国被打劫的事儿——那种情况下，一般给打劫者几十美元了事，他也是如此应对。这和他演讲现场所谈“德性的有限性”多少相关，他不会认为人在任何场合都要拍案而起，做一个绝对勇敢的人。这正是希腊城邦生活的题中之义。

　　这些闲聊，都指向一个主题：哲学家如何与时代相处，或者说，在这个时代，哲学家如何自处?这是我希望通过陈嘉映的思考、生活来呈现的主题，但因为空间与采访原因，对陈嘉映的访问完全零碎化，且两人似乎不在一个频率上。毫无意外，这个“主题”终于没有达成。

　　作为记者，这是我的遗憾。作为读者，这些闲聊的片段，可以当作《何为良好生活》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