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全球反腐力度加强。例如根据“长臂原则”，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也被严格监控，一些不合规做法被无情披露。在美国公开的资料上，就有将近20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因违反美国FCPA，即《反海外腐败法》而被惩罚过。即便有些违规看起来并不算“严重”。
 
全球反腐力度加大的另一个表现是标准越来越严格。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法》，针对这两年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企业做 假账、欺诈等问题，加大了审查和处罚力度。该法案鼓励举报、告密，一旦核实，就把罚款的10%~30%作为给举报人的奖励，力度非常大。英国在2011年 7月1日也实行了新法律《反贿赂法》，比美国的FCPA还要厉害，强调企业必须证明自己严格防止了贿赂，出事之后才能得到从宽处理。这等于增加了一个新罪 名，叫“没有防止贿赂罪”。这些法律都遵从长臂原则，可以伸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机构。
 
做好事易，做好人难
 
世界对企业合规问题的态度有一个演化过程。2000年，在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安南的推动下，50多个跨国公司联合出台了《全球契约》，该契约如 同一个自律性宣言，涉及劳工、人权、环境等九个原则，开始强调社会责任。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更感觉到，如果企业不合规经营，同时把不合规的做法 通过全球化推广到全世界，就会破坏世界的竞争秩序，于是加大了反对商业腐败的力度，提高了标准。2011年年初，《全球契约》又增加了第十项原则，并成立 了专家组，交流各国的经验。目前，合规的重点就是反商业腐败。
 
其实，多数企业还是愿意合规的。但它们进入中国后发现，中国的经营环境不太好，因此一些企业选择了“入乡随俗”。有的做得比较隐蔽，通过香港或 者外国的中介机构来付费，表面看自己没有责任，实际上按照现在的标准，都有问题。此外，由于管理、培训不到位，有些企业的当地雇员按照潜规则做事，也造成 违规。这是跨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
 
全球提倡“社会责任”后，有些跨国公司就把做社会责任变成社会公关。但“合规”很难这样做，因为合规是底线，很难宣传。做好事容易，做好人难。 但总体来说，跨国公司还是想做“好人”。比如戴姆勒，虽然跟中国合资建厂，但是在合规方面，戴姆勒是单方面出钱治理，尤其加强管理相对容易出事的部门，如 采购、供应商管理等。我们曾去欧洲考察了10个跨国公司的总部，已经有6个设立了首席合规官，叫CCO。相应的中国区也有一个合规官，以建立起一个直接负 责合规问题的系统。有些公司还增加了做合规方面工作的员工数量。例如西门子出事前，大概有100多个员工做合规方面的工作，现在增加到600多个。

中国企业还差得远
 
和跨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合规问题上更落后。如果说别人已经在严格治理了，那么很多中国人连什么是“合规”都没弄懂。
 
在2000年前后安南提出社会责任和合规问题时，中国正忙着入世，没什么人关注到风向的改变，导致对企业管理的重大变化反应滞后。直到2005 年去日本、欧美考察时，别人告诉说潮流变了，这才恍然大悟。加上2005年部分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发生了违规行为导致环境污染和安全事故，政府才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号召全国行动起来。
 
中国企业对合规问题的重视落后于跨国企业，但也有中国企业走在了前面，比如中海油。中海油每次开会都要首先让独立监事检查会议的合规性。2010年，中海油做了两个月的合规大检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制度大于老总”。这说明他们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企业的合规文化。
 
总有些中国企业抱怨，“走出去”的时候，国外总是拿法律卡它们。要求中国企业一出去就达到国外的标准，看起来不太公平。但有没有可能再给中国10年、20年行贿的机会呢？不可能。所以别无他法，只能快速适应。
 
中国企业的合规治理存在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反腐败大多自上而下，全民参与性不够，特别是企业还没有很好地参与进来，这不利于发现问题；二是注重 单项制度建设，缺乏系统性，各项制度在彼此衔接、相互配套上有所欠缺，不能形成综合效应；三是多头执法，缺乏有效性；四是只强调对受贿者的打击力度，对行 贿打击不力。
 
中国文化比较强调变通、灵活，有时候这是优点，有时候就容易出问题。总是绕着规矩走，绕来绕去就产生了一大堆潜规则。潜规则就是合规的天敌。目 前，商业贿赂资金是整个社会腐败资金的主要来源。在我看来，企业合规经营如果能够改善，下一步要带动政府合规行政。如果政府不合规行政，是会“逼良为娼”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