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最近一项研究显示，中国500家最大企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分之三。这一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似乎证明了中国产业转型的规模之大。但如同中国其它许多数据一样，它也颇具误导性。

    企业营收即营业额。而GDP衡量的是增加值，它是一个财富创造的概念。若以此为衡量标准，中国大企业对经济的贡献会小得多。该研究并未估算这一差距，尽管它承认这些企业的生产率仍远远落后于美国水平。

    但是，该研究仍发人深思，因为它反映了两种普遍的中国式企业思维。其一，深信企业越大越好；其二，往往下意识地将美国企业视为企业成功的榜样与基准。

    中国官员经常主张，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超级大国，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通用电气(GeneralElectric)和微软(Microsoft)。西方大公司明显得到中国政府官员的赞赏。这种态度并非中国独有，但北京千方百计将之付诸行动的劲头着实令人惊讶。

    过去10年间，中国政府关闭了大量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而幸存的企业引入了现代管理制度和会计方法。国家引导的国有企业重组，整合了钢铁、电信和能源等“战略”行业。各石油企业纷纷效仿西方石油巨擘，争先恐后地收购海外石油资产。联想(Lenovo)通过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试图成为中国的IBM。

    产业重组有益于企业绩效的提高。但总体来看，它让人联想到一辆外观仿照日本或西方过时车型的中国造汽车。透过车身，很快就会发现它并非真材实料。同样，中国产业新秩序的核心，并不是由市场力量自由发挥造就的，而是官僚构思的结果。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MITSloaneManagementSchool)的黄亚生教授在一篇即将发表的论文*中提到，中国经济改革在根本上不同于俄罗斯和中欧等转型经济体。俄罗斯和中欧的目标是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则是保持社会主义。中国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而是进行选择性的自由化，在这一过程中，国外投资者比本地企业家更受优待。

    关于国家所有权的确切范围存在很大争论。据黄教授估计，只有14%的固定资产归私人所有，这一水平远低于最近其它一些估算。但国家对“战略”行业的控制，无疑表明北京继续占据中国经济的“制高点”。

    从中国政府的观点看，这一地位有几方面的吸引力。它有利于借助国有企业，来服务于中国执政者所重视的社会目标，特别是稳定就业。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一些行业出现了不计后果的过度投资现象，导致行业分割以及产能过剩。而这一地位提供了一个杠杆，迫使过热行业进行合并，以促进产业合理化。

    这些政策可能已产生一定影响。但它们也在滋生未来的隐忧。中国进行了大量政府指令性合并，但未能整合管理层或减少过剩产能。在这种情况下，2加2的结果往往只有1.5。

    中国政府对巨型企业的偏爱，也是根本错误的。它想当然地以为，大公司是成功的，而成功的公司一定会变大。简单复制它们的外在形式，而不精通其内部运作，更有可能产生通用汽车(GeneralMotors)而非通用电气。历史再三表明，政府规划者钟爱的制高点，会变成代价高昂的经济“无底洞”。

    中国未来工业发展最具潜力的发动机，不是国有部门，而是数以百万计的灵活的私营企业。大量证据表明，它们比规模更大的对手更进取、更高效、更富创新精神。

    但中国的产业政策处处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正式或非正式的官方束缚限制了它们获得银行贷款的能力；国有垄断企业把它们排除在能源供应和电信等成长型市场之外；它们从国家资助的研发项目中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而且在地方政府的优待名单上地位很低。

    当然，并非所有私营企业都具备完善的管理。许多企业实行令人担忧的多元化，进入不相关的行业。一些企业厚颜侵犯知识产权。它们的环保纪录也颇为差劲。但这些不足不但揭示了它们自身的问题，也反映了中国市场的扭曲及其法律方面的缺陷。

    但与备受宠爱的中国企业精英不同，不受重视、不具备特权的私营企业家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那些对来自中国的竞争感到忧虑的外国管理者，无需过于担心那些声名贯耳的中国企业。未来中国真正的企业领头羊，更有可能是如今的无名企业，只要政府能放手让它们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