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社会形态”是此番写作的重点所在。在冯仑看来，经由经济的高速发展，自身一代在启蒙时期所接受的“宏大理想”、“意识形态化的理想”已经被消解，成为“空壳式”存在，而在其为写作此书，面向不同年龄段人群展开的询问与调查中，他发现，“今天年轻人的理想是更具体、更简单的状态，更多与个人志趣、性格指向相关。”

在一个“宏大叙事”经过消解，理想呈现为“碎片化”的社会中，如何建立一个社会的公益性？企业与社会的理想关系是怎样的？又如何培养企业公民？针对上述现实问题，冯仑以自我思想的梳理为出发点，结合企业管理的实践与对社会环境的观察，进行了富有启示性的阐释。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看来，自己这一代人的理想与如今年轻人的理想，有哪些本质的变化？

冯仑：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很宏大，是经过意识形态化了的，我曾经试图拥抱，但还没来得及拥抱就破灭了。我1966年上小学，1977年上大学，清晰地记得“文革”以后，那时候我18岁，很快就破灭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意义上的理想，我认为今天几乎不存在了。经济发展以后，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理想被碎片化、空洞化、世俗化、庸俗化，这个过程中国现在基本完成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年轻人讨厌谈理想。

可以说，被消解后的、空洞的意识形态社会理想在“90后”那儿没有了，他们的理想没有宏大叙事，很具体很简单，跟自己的个性、志趣相关。比如，我跟邻居家的小孩聊天，发现很多年轻人做义工，参加网络上很多公益活动，那就是理想，作为一个很小的公益活动。我到广州看到一个公益活动，他就是草根，就是白领，在网上发起，网上很多人参与，最后政府批准他成立公益基金，他不是有钱才去做的。未来中国，靠的是这一种具体的、行动者的理想。

日报：宏大的理想破掉之后，谈价值观的重建，有哪些精神资源是可以用来替代曾经的“理想”的？

冯仑：我要谈的跟我接受的教育有关，我们这一代人读的是马克思主义，有历史唯物史观，它不算一个宗教，但是它教给我一个方法——让我知道人首先得吃饭穿衣，我们经营企业就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物质上的温饱，至少这样我不会一下子变得特别没着落。然后谈价值观的重建，有三个方法：一个是在传统文化当中找到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平衡、精神道德的信仰；第二个重建，实际上是法制上的建设，应当让法制观念逐步开始作为支撑人们思考和行为的一个准则；再有一种，有一些人可能会从宗教中寻求慰藉。我没有走这条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谈到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停留在我的信念当中，这部分是我观察分析问题的一个价值准则。

日报：《理想丰满》用了很大篇幅谈“公平问题”。“形而上的公平”和“事实上的公平”是这个话题的重点，你如何理解这两种“公平”？

冯仑：“公平问题”是历史不断追求和讨论的问题。如果从社会的治理来看，有两类“公平性”问题是最重要的：一类就是我们讲的事实上的，形而下造成的绝对差距；另一个，是社会心理和伦理道德层面上反映出的“公平”与“不公平”，这其中，更多是制度安排造成的一种心理感受。比如，如果按绝对的收入差距，中国可能并不是世界最大的，但今天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差距似乎极其大。

我也研究过美国，同样收入差距、现实差距很大，但是为什么相对来说，并不成为社会最热门的讨论话题，或者说，人们的心理感觉到的“不公平”，没有这么大。

实际上三个问题：第一就是机会均等，美国的富翁大部分都是第一代富翁，很少有继承下来的富翁。相对来说，人是可以自由选择、自主创业的，自身的处境也可以由这一选择决定。人在自我选择的时候，不能怨别人，比如海南泡沫破灭，将近两万家公司破产，没有人找政府，所以自由选择带来的机会均等实际上已经把很多怨言消解了。

第二个是规则广泛参与。比如，造成很多现状的规则的制订，是大家都可参与的，即使确定得不太好，但如果你在现场，就基本能够接受。就怕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突然来了一个规定，人被排除在规则之外，心理感受就会差很多。

第三个就是社会二次、三次、四次分配，分配过程相对比较合理，有一些包括二次分配，包括财政税收、公益的三次分配，这些转移的分配，把富人的一部分财产实际上又回归到社会了。

这其实是制度层面问题，在过去一百年里，任何一个制度都没有稳定过三十年，所以每一代人都在折腾，每一代人都过两辈子生活，所以我前面是贫二代，现在让我做富一代。富一代他的小孩富二代，未来可能又变成贫一代。所以，制度稳定性也是一种公平，一些问题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段中磨合，问题可能就慢慢解决了。

日报：经常翻阅的书是哪一类？最近看的书中，值得推荐的是什么？

冯仑：最近看的书是《沉默的伙伴》，讲美国慈善和公益基金的历史。我经常看的书其实也不多，就是中国传统的典籍《老子》，特别是《道德经》，没事就看看。另一些经常读的东西很窄，比如说拍马屁的历史、嫉妒的历史、吃醋的历史。我很关注人的小情趣方面的东西，比如愤怒的历史、说谎的历史、内衣的历史等，都是奇奇怪怪的“专门史”。